苦恼的电话

我家有第一部电话是在九十年代初，紫红色的座机，放在卧室床边的床头柜上。不过，那部电话在我家只存在了一年多。那时，小城才开始有私人

我家有第一部电话是在九十年代初，紫红色的座机，放在卧室床边的床头柜上。

不过，那部电话在我家只存在了一年多。

那时，小城才开始有私人安装电话。到了年末，邮电局新发行的大开本“电话簿”上，大部分刊登的是党政事业单位及厂矿企业的名称及电话号码，仅在最后一页，真名实姓地刊登着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之类的人称及和他们的电话号码。所有的电话号码是五位数。

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成了民营企业者。她住在东郊的一个村里，在城内的繁华地段有个不大的门市，在十里远的另一个村庄修建了一个车间。她的买卖很挣钱，钱挣得也简单，就是从一家不景气的国营工厂低价购买一台台滞销的挂车，然后在那个车间里进行加高加宽的改造，再转手把它们卖给跑货运的汽车车主。为了多拉快跑，改造后的挂车很畅销。她也就成了富裕起来的人。一日，我在街上碰到了她。她变得让我感觉陌生，主要是变得很能说话了，记得高中时，她因家里穷，兄弟姐妹多，自己又学习不好，几乎成了班里的出气筒。她眼睛很大，总是两眼泪汪汪，缩在人后，不怎么敢说话。那天我们说话，多是她一个人在说，说她的门市，说她的车间，说她的业务……都是我陌生的话题。后来，她说，现在安装一部电话很难，没关系，不走后门，根本就安不上。她的话，我都没太在意。

那时，我们有外地大城市的朋友。大城市发达，有朋友有事，开始打电话联系我们，但电话只能在上班时间打到单位里。有时电话打过来，我们并不在单位。大城市的朋友有点儿抱怨联系的不方便。

过年时，有个远亲来拜年。我们聊天时不知怎么说起了安电话的事。他说：你们想暗吗？我们都愣了一下，因为没认真考虑过这件事。那时，一个人的工资每月二百多，而安装一部电话需要四千四百元。我说：听说安电话很难，得有关系，得走后门。他说：你们要安，我有关系，我有后门。一瞬间，我的心里有了虚荣所产生的喜悦，说：那就安一部？

几天后，我家真的安好了电话，紫红色的座机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

有了电话，我曾给外地大城市的朋友们寄过信，在信中，我写明了区号及我家的电话号码。那些信应该如期寄达。

有了电话，它却没有预期的那样被人打响。这小城很小，方圆几里，有事需要联系朋友，也只能面对面地去找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电话。于是，电话就一天天地沉默着。有时，我拿起电话，话筒里立刻传出“嘟——”的长音，这表明它的功能一切正常。

不管有没有接打电话，每月要到邮电局交一笔三十元的电话基础费。

我住的楼有五层，两个单元。一个单元一梯三户，一个单元一梯两户，共二十五户。楼是单位的宿舍，户主也就是一个单位的同事。

我住在五楼。

几个月后，我家的电话突然变得繁忙起来，有时一天响十来次，电话多是邻居们打来。我并没有告诉他们电话号码，想来他们是从公用的“电话簿”上得知。接听了，对方的邻居先是寒暄地笑几声，然后说：你去告诉我老婆，今天晚上熬粥，再炒个土豆丝。再接听，一个人说：我在外面有事，晚点回去。再再接听，一个人说：我喝多了，让我家人到迎宾街的炒饼店来接我吧！需告知的人在楼下，在另一个单元，我只好下楼，上楼，再下楼，再上楼地折腾。我最害怕邻居来打电话，尤其是三伏天，穿了背心短裤在屋里纳凉，突然房门被敲响了，从猫眼里一看，门外赫然站着邻居。

我很讨厌一个邻居，极小气的一个男人，有一次停水了，他站在阳台上，把一个塑料桶用绳子系了，顺到楼底下。院里的一个墙角有个公用的水龙头，供旁边一处建筑工地的食堂使用。他看到一个路过的民工，喊：喂，你帮我去那水龙头里打桶水。民工抬头望了望他，憨厚老实地笑了笑，解了绳子，拎了桶去打水。水打满了，又系好绳子，民工向上招招手。他开始往上拽水桶。水桶在半空刮蹭了一下一户人家的雨棚，竟脱离了绳子，向下落去，在地上摔得粉碎。之后，他闪电一般下了楼，揪住那民工，让他赔桶钱。有一次我炒菜，油热了，却发现没了花椒，出了门，见他家开着门，就进去要几颗解燃眉之急。他说：你要几颗花椒？我说：几颗？我不知道几颗。哦，我炒一盘菜。他给了我花椒，拿在手里，怎么那么少，数了数，七颗。后来我再炒菜，数了数花椒，怎么也需要二十来颗。就这么个人，喜欢不定时地到我家来打电话。我急忙火燎地穿了长衣长裤，打开门时已是满身大汗。他大摇大摆地进了屋，轻车熟路地奔电话而去，拿起来，打给什么人。

那时，接听电话不付费，打电话要付费。

最使我奔溃的是一个骚扰电话，它总在半夜时响起，铃声大作，接听时，对方却不说话，只能听到他粗重的喘气声，一直喘，听得让人汗毛竖立、

我烦透了这部电话！

我想起了那个高中同学，去找她。

她意外而惊喜地同意安装我的电话。她正在为住宅没有电话而苦恼。

我又找了那个远亲，他帮我办理了退订手续。

没有电话的日子，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