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动6

回到亚特兰大，金的五位律师私下里全都非常悲观。在他们看来，金在牢门之外度过六十年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直到此时他们依然未能就辩

回到亚特兰大，金的五位律师私下里全都非常悲观。在他们看来，金在牢门之外度过六十年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直到此时他们依然未能就辩护策略达成一致。更糟糕的是，尽管这五个人彼此已经相互磨合的差不多了，并且也逐渐摸清了案情，但却没有一个人敢于拍着胸口拿出一份最佳辩护论据。他们目前的处境很棘手。协进会律师们过去几年一直致力于民权案件，主攻方向是宪法。他们的从业经验并不适用于涉及税法的刑事案件。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金的收入是否超过他在纳税申报表上所填数额——律师们估计无论他们说什么陪审团都肯定不信。他们还一致认为上诉法庭驳回陪审团裁决从而为金脱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便是律师们脑海中的凄凉景象。

来自芝加哥的威廉.明是一位著名的庭审律师*，他为辩护团队承担了一项微妙的使命。律师们急切地想要知道情况有多糟糕，金到底有多少未申报的实际收入，但是布莱顿的表现却令他们绝望——这个人似乎只要泡在支票存根和银行对账单里面就很快乐了。明私底下将一位名叫昌西.艾斯克里奇（Chauncey Eskridge）的年轻律师介绍给了金，此人是他在律所里亲手培养出来的后辈。明介绍说，艾斯克里奇是一位接受过会计训练的税务专家，并且要求金帮忙劝说布莱顿接受艾斯克里奇的帮助。为了促使自己的客户接受这项要求，明动用了他在法庭上锻炼出来的一切手段：他不仅要求金承担第二位会计的费用，还要求金抛开父亲的朋友与施主杰西.布莱顿——布莱顿是个很敏感的人，一定很反感外人的插足。律师们已经开始烦恼不安，担心布莱顿出庭作证的时候因为愤恨难平而对他们不利。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敏感态度也致使明的要求变得更加紧张起来：他这是在迫使金自证清白。即使在与律师私密协商的时候，金也仍然坚持声称自己尽管每年经手成千上万美元的资金，但却从未挪用过一分钱。不过他曾对新闻记者坦诚，“税表上有可能存在一点无意之失。”

*【1947年明曾经帮助W.E.B.杜博斯起草一份声明，敦促新近成立的联合国承认美国黑人与世界各地殖民地当中的本土民族具有同等的人权主张。】

当金向艾斯克里奇声称自己无罪的时候，律师当中有人偷偷笑出了声，艾斯克里奇听得一清二楚。随后他与自己的新客户单独留在了以便以谢教堂的书房里。当他询问金如何填写税表时，金不大好意思地答道他几乎完全依赖日记。在艾斯克里奇的追问之下，金解释说他总是将自己的日常收支写进记录日程安排的袖珍日记本里，但布莱顿曾说过他对日记不感兴趣，因为日记不能充当财务记录。闻听此言艾斯克里奇立刻振作了起来。他表示日记完全可以充当税务证明——尽管很少有被告会主动呈交日记，因为这样做往往会造成自证其罪的效果。但对金来说这却是个好消息。艾斯克里奇赶紧问他日记在哪里，金回答说他想不起来了，但是柯瑞塔也许知道。于是他往家里打了个电话，柯瑞塔说日记应该塞在一个旧行李箱里了。随后金向柯瑞塔传达了艾斯克里奇的要求，让她立刻找出日记并送到教堂来。

很快艾斯克里奇就拿到了进度日记本并且翻阅起来。每一页日记上都有金的手写注解，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旅行开支、捐款和演讲费用。每次收到捐款支票的时候，金都会记下他打算分配给领导大会、蒙改联与德克斯特教会的捐款数额各自是多少，以及他打算为自己留下多少捐款（假如他当真这样打算的话）。这本日记着实让艾斯克里奇啧啧称奇：一个银行记录混乱不堪的人却有一本如此精确的日记。金解释说，写日记是父亲从他小时候代就开始培养的习惯。按照金老爹的教诲，保持节俭的第一条准则就是制定精确到分的预算。金爽快地允许艾斯克里奇研究自己的日记。当五位主要律师和金聚在一起召开马拉松式案情协商会议时，这位年轻的税务律师回到酒店面对日记、计算器与表格度过了紧张而又漫长的一天。

一系列来自纳什维尔和蒙哥马利的新闻快讯打断了了令金与律师们心力交瘁的协商会。第一条消息是纳什维尔检察官亚历山大.卢比（Alexander Looby）的住宅被炸弹夷为平地，两栋毗邻房屋受到损坏，附近梅哈里医学院足有147扇窗户被震得粉碎。万幸的是，正在房屋后间睡觉的卢比和妻子并无大碍，仅仅受了点皮肉伤。纳什维尔警长将此次袭击称作谋杀：“这么大量的**肯定不仅仅是用来吓唬人的。”本次爆炸袭击的凶残性质促使创痛过后的纳什维尔团结在了一起。事发当日清晨，三千多人（其中包括许多白人）在市区游行了十英里。

纳什维尔市长本.韦斯特（Ben West）在市政厅门前接见了庞大的示威人群。他发誓秉公执法，尽全力缉拿投弹者。为了在静坐危机当中维护自己的领导权威，他辩称自己并没有权力命令店主们该怎么做。“我们都是基督徒，”他最后说道，“让我们一起祈祷吧。”此言一出，人群当有有个学生立刻高声喊道：“那我们能一起吃饭吗？”祈祷结束后，戴安.纳什挤过人群来到话筒前询问市长是否愿意呼吁全体市民抵制种族歧视。“我呼吁所有市民结束歧视，放下偏见，并且摒弃憎恨，”韦斯特回答道。

“您的意思是快餐厅也应当这么做吗？”纳什紧接着追问道。她与市长当面对峙丝毫不虚的姿态让人群沉默了下来。

“小姑娘，”韦斯特努力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七年前我刚刚任职的时候就已经在本市机场停终止了种族隔离政策，从那以后大家一直相安无事。”

纳什不依不饶地追问道：“那么请问市长，您会建议快餐厅也取消隔离吗？”

身为温和白人政客的韦斯特在群情激动的示威者面前被挤兑得几乎下不来台。面对着直指要害的提问，他仅仅回答了一个字：“会。”人群顿时沸腾起来。市长拼命想要将自己的回答往回找补一下，他反复提醒大家最终决定权依然掌握在店方手里。但纳什对此毫不关心，她已经得到她想要的答案了。

同一天下午，刚刚收到纳什维尔新闻通讯的金又获悉蒙哥马利警务专员L.B.苏利文以诽谤罪起诉了《纽约时报》以及名字出现在拉斯廷撰写的广告上的四名阿拉巴马州领导大会牧师。苏利文要求赔偿五十万美元。据称帕特森州长、詹姆斯市长以及前任警务专员克莱德.塞勒斯都将提出类似诉讼来支持苏利文。这些案件着实很离奇——《纽约时报》的广告中并未提及上述任何一位原告的名字，所谓的诽谤只不过是广告文本叙述内容上的细节错误。尽管如此这几个人还是被拉斯廷的广告气得火冒三丈，声称其中的影射内容损害了他们的名誉。诽谤指控的主要依据是拉斯廷在广告当中的依据概括性描述：他将镇压静坐运动的南方执法人员统称为“违宪者”。

苏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件从一开始就将一场微妙的政治困局堵在了美国法院系统面前。种族政治令人难以承受的敏感性将法官推向了几乎有些超现实的极端讽刺境地。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为了回避了本案案情涉及种族问题的事实而创造了一项全新的法律规范。本案的涉案文章是一篇没有提及原告名字的付费广告，并非出自记者之手，也未曾经受编辑室的审阅。为了审理这起案件，大法官们重新定义了诽谤的法律概念，并且将涉案的付费广告当成了可接受新闻报道的标准。如此大动干戈都是源自一场为金的税务案件而举行的筹款活动。不过金此时根本笑不出来，因为他正面对着更残酷、更直接的讽刺。正当他与一帮本来就不怎么相信他的律师们会面，而且律师们甚至都不确定他们是否能收到律师费用的时候，又传来了一条消息：致使金在税务案后再次卷入另一场诉讼的阿拉巴马州官员现在正在针对那些想要分担金的辩护费用的人们申请惩罚性赔偿。这场诽谤官司在当下的最直接效果就是极大增强了金筹措经费的难度。随后阿拉巴马州白人当局又发出通知宣称，任何愿意为金刊登有偿消息的报纸都将面临阿拉巴马州政府的起诉。对于律师们来说，这条令人沮丧的消息意味着在他们为第一场官司制定好辩护策略之前就要面临第二场同样烦人并且将会拖上好几年的官司。此外他们在两场官司当中拿到律师费的可能性又减小了。

尽管经历了如此折腾的一天，但是金与各位律师们依然像是凭借赌命来糊口的专业赌徒一样硬挺着男子汉气概不肯动摇。一帮人在晚餐时分放开肚量大吃了一顿，还说了一两个关于当天灾难的笑话。第二天一早，疲倦但满脸意外的昌西.艾斯克里奇把几个律师叫到了自己下榻的沃勒瓦吉酒店。“伙计们，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他拿着计算表宣布，“金博士没有挪用一分钱。”

这条消息让明惊讶得屏住了呼吸。他无法相信某个刑事被告人的罪行居然不如他已经向报纸承认的那样严重。艾斯克里奇解释道，他把金的1956年日记上的所有数额都整理了一遍，计算结果仅仅比他在纳税申报表上申报的数额多出了微不足道的368美元，而这点出入也很可能是因为记账误差。艾斯克里奇告诉同事们，尽管接下来他们还需要花费很多工夫来证明金的确按照日记上记录的用途花费了捐款，但就他个人来，他完全相信金的日记上的一切内容全都属实。实际上他坚信金将会是他这辈子遇见的最诚实的人。

刚刚拜服在金的足下的艾斯克里奇将目瞪口呆的律师们留在沃勒瓦吉饭店里重新评估辩护策略，他本人则带着这条振奋人心的消息火速赶到以便以谢教堂向金报喜。金矜持地阅读艾斯克里奇的研究报告，直到他确定自己完全搞清楚了这份报告的意义之后才突然冲过书房，就像遇到久未谋面的亲人那样一把抱住了艾斯克里奇。这位来自芝加哥的税务律师日后声称自己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对政治工作产生了兴趣。艾斯克里奇对金越发忠心耿耿，甚至不惜疏远家人，将全副身心投入了民权运动当中。日后当金在孟菲斯市遇刺身亡的那一刻，他就站在金倒下的那个阳台下方。

到了正午，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金离开亚特兰大乘飞机赶到了纳什维尔。当天晚上他在菲斯克大学体育馆内的大型集会现场发表了演讲。听众当中很有几位白人，虽然不算多数，但是依然相当可观。演讲还没开始主办方就收到了炸弹威胁，不得不中断了集会。警察疏散了体育馆里的人群并且开展了搜查行动。这样一来集会开始时间就被耽误了好几个小时。任何常规的集会都会因此而遭到取消，然而自从卢比爆炸案后学生们的情绪就极其高涨，根本没有四散而去的意思。为了让站在体育馆外的学生们也能够听到里面的声音，主办方在外面架起了扩音器。当听见金称赞劳森带领的队伍是“南方最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时，人群沸腾了起来。金宣称，他们的精神比任何恶意针对他们的投弹手与种族隔离法律都更强大。他坚信种族隔离终将完结，尽管他还不能确切肯定要等到什么时候。（仅仅二十天之后，纳什维尔的静坐运动便打破了市区六家主要快餐厅的种族隔离。）“谎言不能永存，我们不会绝望。宇宙与我们同在。一起努力吧，孩子们。不要厌战。”

幸运的是，金已经习惯了不要信任高潮时刻，就好像他在遭遇低潮时也不肯屈服一样。他刚刚带着纳什维尔的乐观情绪回到家里还没坐稳，民权阵营就在其他方向上爆发了内讧。第一炮攻击来自罗伊.威尔金斯，他给金发来一封措辞强烈的信件，一开头就写道：“对于詹姆斯.劳森牧师在罗利会议上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所做的批评，我们感到非常困惑与痛心。”威尔金斯着重指出，“如此毫无道理的攻击令我们感到非常委屈。”他威胁金要谨慎从事，否则导致民权阵营分裂的历史责任就要由他来承担。“我知道你与我都有决心避免两家团体之间的分裂，”威尔金斯不动声色地警告道。“我们寻求着相同的目标，对抗着相同的敌人。如果我们之间的裂痕继续扩大，那么敌人们肯定会比过去四十年间的任何时候都要更高兴。”在信件结尾威尔金斯要求金将功补过，并且表示目前“大局当中还存在其他干扰因素”，必须与金私下面谈。在金看来，所谓的“其他干扰因素”应该指的就是他聘请劳森与穆尔加入领导大会的计划。

劳森也遭到了间接的打击。就在他纳闷金为什么迟迟不给他加入领导大会的进一步通知时，他接到了来自和解团契的A.J.马斯特打来的神秘电话。饱受尊敬的马斯特要求劳森去波士顿罗根机场见他，因为有些话在电话里不方便说。在机场碰头之后，马斯特告诉劳森最近他频繁接触马丁.路德.金，二人就非洲种族斗争的局势进行了深入磋商*。他还说金恳请他转达一条最令人不快的消息：罗伊.威尔金斯不同意劳森加入领导大会。金表示，如果他同意劳森或穆尔加入领导大会，那么协进会“将和领导大会一刀两断，永远不再来往。”

*【在南非沙佩维尔警方向抗议种族隔离的人群开枪之后过了两天马斯特与贝亚德.拉斯廷督促金来到加纳参加了一场大会，大会主题是抗议法国在非洲进行核测验的计划。马斯特很担心全球范围内针对夏普威尔大屠杀的愤怒情绪可能会促使非洲反殖民运动走上暴力道路。 “目前全世界恐怕再没有别人能像你这样令非洲人信服地宣讲非暴力主张了，”马斯特在信中给金写道。他敏锐地意识到，在非洲更加频繁地抛头露面可以间接促进金在国内对抗种族隔离的斗争，因为这样一来“国内的不利因素想要攻击或者阻止你与你的族群将会更加困难。”金最终决定不去参会，而是派遣阿博纳西担任自己的代表（阿博纳西与马斯特也是参加本次大会的唯二美国人）。但是金确实一直在与马斯特以及拉斯廷一起支持非洲反殖民运动。比方说在5月5日他就在以便以谢教堂招待了肯尼思.卡翁达——倾向独立的北罗德西亚领袖，也是日后的赞比亚总统。】

劳森难以相信这条消息。在他看来，威尔金斯居然会因为一次学生集会上的讲话而动怒实在是无事生非并且见事不明。气愤、颓然而又悲伤的劳森质问马斯特，凭什么认为金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听任威尔金斯这个外人来决定领导大会的聘用政策。他愠怒地说道，如果威尔金斯当真因为他的组织遭受了小资作风与懦弱怕事的指责而坐立不安，那么他就应该做出改变。但是他的做法却恰恰相反，竟然逼迫金将领导大会改造得更像协进会。马斯特回答道，他只能从金说话的语气和神态猜测，金并不认为威尔金斯是在虚张声势。马斯特推测，这可能是因为金的理事会里有太多协进会的杰出人士，又或者金考虑到自己即将面临两场昂贵且很有可能打到最高法院的官司，因此不想舍弃协进会的善意。

“我想马丁低估了他的力量。”劳森疲倦地说。最终他和马斯特一致认为目前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继续纠缠这件事。劳森对马斯特表示感谢并且表示他一向尊敬马斯特，他很清楚金专门请来马斯特向他传达消息是多么体贴的善意姿态，而对于金本人来说做出这样的姿态又是多么痛苦的折磨。他决定在金面前绝口不提此事。然而这番激烈指责的结果却促使劳森更加独来独往，与民权阵营里的其他人都拉开了距离。至于道格拉斯.穆尔则从金口中直接得到了消息。金悲伤地反复表示自己别无选择。心灰意冷的穆尔与奇迹般爆发的静坐运动渐行渐远。第二年他就离开美国前往比属刚果传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