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ABC第十六章

第一百二十二节 国家——寄生机关如上所说，国家，这个暴力的组织，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组织。既然整个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

第一百二十二节 国家——寄生机关如上所说，国家，这个暴力的组织，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组织。既然整个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来愈成为只知道消费而丝毫无助于生产的寄生虫阶段，那么关于站在受剥削的和愤怒的群众的对立的立场上去维护这些寄生虫的安宁和收入的资产阶级国家又该是怎样的呢？在警察、宪兵、常备军、司法机关、以及所有国家管理机关里，集中了相当大的一批人，其中没有哪一个人生产过一普特粮食，一俄尺布、一根针或一个别针。整个这个组织都是靠工人和农民提供的剩余产品生活。国家以各种直接的和间接的赋税形式来榨取这些剩余产品。例如，我国的沙皇政府就用这种办法从工农身上榨取了三十多亿金币（如果按现在的纸币和它的购买力折算，这将超过三千亿卢布，即相当于整个俄国全部货币的三倍多）。税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生产，例如用来建造铁路、公路、船舶、桥梁、国营工厂等等。至于说无产阶级国家，那么在国内战争还在继续，资产阶级的反抗尚未被消灭的时期，这个国家部分地说来也是凌驾于生产之上的机关。无产阶级国家许多机关的劳动并不是创造新价值的劳动。相反，许多国家机关是依靠工农创造的产品来生活的。例如我们所有的军事机构和红军、管理机关、肃反机关等等就是这样。但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特点恰恰不是表现在这一点上，即不是表现在这个国家同剥削者国家相类似的这一点 上。无产阶级的特点在于这个组织正在逐渐由非生产的机构变成管理经济的组织。第一百二十三节 无产阶级国家——生产机关在卫国战争结束前很久，无产阶级国家就主要是在为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服务。只要列举一下各中央和地方人民委员部的情况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苏维埃组织中最大的组织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各分支机构。这是一种纯生产组织。其次是各人民委员部：粮食农业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这也是生产、分配或为劳动力服务的组织。再就是实行统一劳动学校大纲的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这个部正在成为培养有知识的劳动力的组织。无产阶级国家的卫生人民委员部是保护劳动人民健康的机关（收容所、教养院等等）。甚至于管理人民委员部也变成了主要是帮助和领导地方的、特别是市政经济的组织。整个说来，无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变成了一个领导国民经济，并从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为它服务的巨大组织。研究一下苏维埃共和国的预算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里是一些最能说明问题的支出。1919年上半年拨款的数目如下（以百万卢布为单位）：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10976粮食人民委员部8153交通人民委员部5073教育人民委员部3888卫生人民委员部1228陆军人民委员部12150海军人民委员部521外交人民委员部11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17司法人民委员部250内务人民委员部857肃反委员会348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共和国的国防仍然耗费着大量的金钱。但如果去掉这种由于特殊环境造成的支出，那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国家十分之九的支出都是用于生产、管理生产、保证生产进一步发挥效能、保持劳动力的健康等等，这些都是纯经济性质的支出。不仅如此，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里，无论是生产组织的工作者，还是红军战士和政委，都在为生产劳动尽自己的义务，尽管最初规模还不是很大。在1919年以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员在经常地为这个国家修理火车头和装卸木柴。第一百二十四节 无产阶级国家的预算从上面我们看到，无产阶级国家的支出愈往后愈多地变成生产性的支出。有人会问，国家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呢？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状况可以大致地说明这个问题。苏维埃政权在它存在的最初时期曾有某些特殊性质的收入，这些收入包括：在银行里没收下来的资产阶级的存款，旧政府遗留下来的国家现有资金，向资产阶级摊派的捐税，出售从私商和从农场没收来物品所获得的款项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收入同必要的支出比较起来是非常少的。确实，某个时期向资本家摊派的捐税几乎是维持苏维埃生存的唯一源泉，但是对于中央政权来说，这笔钱帮不了任何大忙。另外，这个源泉不可能是永久性的，因为资产阶级确实被剥夺光了，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把积蓄藏起来跑掉了。累进所得税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很大的效果。既然这种税收牵涉到职工，那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国家以税收形式所得到的这笔钱是以薪金的形式支出的那笔钱的一部分。既然税收牵涉到城市资产阶级，那么由于资产阶级几乎已不正式存在，而且不公开地经营自己的本行业务，所以征税就变得极其困难，而且事实上这种税收也是微不足道的。征税工作在富裕农民当中进行得还比较顺利，但是要走上正轨，必须要有地方政权机关，主要是乡政机关支持的税务机关的经常性的和系统性的工作。但是从保证事情的顺利进行来看，这些机构都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至于中农，只要卫国战争还在继续，从政治上考虑，最好是不要向他们征税，以免把他们从无产阶级身边推开。原计划征收一百亿革命特别税的意图失败了，因为尽了极大的努力也只征收了不到二十亿。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只剩下印钞票了。既然用这些纸币还能够购买物品，所以发行纸币在实质上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税收。这种发行纸币的办法会造成货币贬值，间接地导致对资产阶级货币资本的剥夺，使得资产阶级的购买力较之过去用这些货币所能买到的东西来看大为降低。自然，发行纸币不能长久地作为国家收入的来源，否则就会引起货币的全面崩溃。无产阶级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收入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上。生产本身就是这种可靠的基础。发行货币之所以还能够作为一种收入来源，那只是因为这种征税的方式不易被人察觉。同样，国家垄断的间接税也完全不易被人所注意。这种形式的国家收入在实质上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国家生产的任何产品的生产价值也都应该把生产管理费用包括在内。而这种管理也是由无产阶级国家来实现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运输旅客每年要花费十亿卢布，那么国家就可以把运输费用定为这样一个数字，让国家能从旅客的运输中收回十二亿卢布。如果生产的全部布匹价值为五十亿卢布，那就可以把它的卖价定为六十亿卢布，等等。多出来的钱就可以用来维持国家的需要。当然，这种从垄断组织那里得来的收入不仅可以表现为货币，而且也可以表现为提出的一定数量的产品。如果整个无产阶级国家变成了管理全部社会主义经济的机关，那么关于国家的维持费用的问题，即我们关于预算的老问题也就简单多了。问题无非是拨出一定数量的资金作为某种经济上的支出而已。但是如果说国家预算问题会大大简化，那么另一个问题，即搞清楚有多大一部分产品可以用于消费， 即可以在整个经济中消耗掉，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必须十分善于计算，有多少产品可以毫无保留地用于消费，有多少产品应该储存起来，有多少产品应该用于扩大再生产等等。由此可见，随着国家作为一个寄生机关而被消灭，国家预算问题就将变成关于分配社会主义社会全部产品的总问题，因为国家预算将变成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总的预算的极小的一部分。关于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专门性的文献。可以参考阿·波嘉也夫《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政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