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摘要分享六

中国铁路客车乘坐体验的剧变，始于2008年前后。2008年之前的中国铁路，大概也就比今天的印度铁路好一些。2008年之后的中国铁路，大概仅

中国铁路客车乘坐体验的剧变，始于2008年前后。2008年之前的中国铁路，大概也就比今天的印度铁路好一些。2008年之后的中国铁路，大概仅次于日本、德国，虽然没有它们那么发达和舒适，但不论是速度还是体验，都已经优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

在世界铁路发展史上，中国铁路的这种变化堪称奇迹。而带来这种“奇迹”的东西，就是著名的“和谐”系列——不仅有著名的“和谐号”动车组列车，还有“和谐”系列大功率电力机车（HXD），以及“和谐”系列大功率内燃机车（HXN）。归根结底，没有当时那场轰轰烈烈的技术引进，就没有今天的高铁时代。而如果没有当时中国铁路人对“技术自主可控”的坚持，也就没有今天独步天下的中国高铁。

2003年，铁道部提出了一个即便是在今天看起来都非常不可思议的宏大口号“跨越式发展”，即：利用发达国家的现成经验，在此基础上实现自己的发展及超越。同年，另一个重量级方案也走到了世人面前——《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这是一个在当时看来宏大到近乎吹牛的规划——中国高铁要“四纵四横”——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数十条高标准的高速铁路，最终使中国铁路实现“客运高速、货运重载”的目标。短短几年之前，中国铁路人还在为是否修建京沪高铁的事情而争论不休，没想到几年之后，中国铁路人已经决心大规模修建高铁网了。这，就叫“跨越式”。

但对当时的中国铁路而言，要想实现“客运高速、货运重载”的目标并不容易。线路条件上的差距暂且不论，单从车辆上来看，当时中国铁路的车辆技术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2002年，第五次大提速开始，一大批新锐车辆上线使用——但很遗憾，这些车辆几乎处于“服役即落后”的状态。而主要的瓶颈，就是中国电力机车的传动技术。当时，中国铁路基本已经完成了电气化，不论客运还是货运，动力更强的电力机车都已经成为主力车型，但仍然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中国电力机车——如何从“交直传动”跨越到“交直交传动”。

电力机车从接触网上输入的都是交流电，但这种电力是无法直接用在车辆上的。当年的中国铁路机车仍然采用传统的“交流传动”，利用整流器输出直流电，然后驱动车辆的直流电动机工作——这就是所谓的“交直传动”。而更先进的传动方式，则是“交直交传动”，也就是所谓的“三相传动”——整流器输出的直流电并不直接作用于电动机，而是通过逆变器输出成为适合三相交流电机的交流电。

由于公式，牵引力=摩擦系数×黏着变量×机车重量，其中，摩擦系数、机车重量都相对固定，要想提高牵引力，唯一的突破口就是改善黏着变量。而突破这一环的方法，就是攻克“交流传动技术”——直流电机可以形成的黏着系数大约只有0.45，而交流电机最终能形成的黏着系数则高达0.9。举例来说，当年中国铁路货运的主力机车SS4G，仍然采用交直传动，双机功率6400千瓦。而欧洲同期投入使用的ES64型电力机车已经运用了“交直交传动”，单机功率也是6400千瓦。

当时中国铁路机车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极大，必须立刻开始高速追赶。不过，志气虽高，但当时中国铁路的能力属实有限，如果坚持使用自研技术来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而非引进，恐怕中国的高铁时代要晚到来10年。

2004年，当时的中央决策层在研究了中国铁路机车车辆问题之后，最终提出了一份名为《研究铁路机车车辆装备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的文件。也就是这次会议，定下了一个极度重要的原则：“加快我国铁路运输装备现代化，要按照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总体要求，力争在较短时间内，使我国机车车辆生产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外高铁谈判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对方陷入了“内卷”。

中国“四纵四横”的高铁规划已经确定，而高铁相关的车辆却一直没有到位。因此，当铁道部宣布要搞技术引进之后，所有人都知道：市场上即将出现一个天文数字级别的高铁订单，中国将是全球高铁产业最大的市场。果然，中国提出一次性招标采购140列动车组列车——这是世界高铁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笔订单。从欧洲到东亚，全世界的先进高铁列车生产商都躁动了起来。

但对中国铁路来说，情况有点尴尬。尽管我们确定了“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总体要求，但落到现实中，要想保证执行不走样，我们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走了“合资汽车”的老路——当年中国汽车产业也曾经和外国企业合作，也希望用国内广阔的市场换取外国的先进技术，结果，市场和技术都是别人的，我们什么也没有拿到。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内卷”。当某家厂商为了获取技术，和外国厂商斗智斗勇、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另一家厂商却偷偷“卷”了起来。为了尽快生产更先进的产品占领市场，它们大幅度降低自己的底线，从而获得了外国先进产品的生产授权。短期来看，这种行为的确让企业赚了个盆满钵满，但长期来看，这种行为彻底毁掉了中国的本土汽车产业。

外国厂商绝不会轻易就将核心技术奉上，那些和外国厂商艰苦博弈的厂商之所以如此费心费力，就是为了获得真技术。而那些一心只追求短期利益的厂商，虽然和外国厂商迅速达成了合作，但从此彻底沦为了别人的组装厂。说白了，“技术引进”谈判的核心是“供需”——众多零散且需求相近的企业，彼此之间必然互相争斗，进而引发“内卷”——总有人不惜牺牲底线也要“卷”起来。而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铁道部的决策是：让别人去“卷”。

具体来说，铁道部在这次大规模技术引进之前就实施了所谓的“战略买家”策略。铁道部规定：全中国数十家铁路车辆生产厂商中，只允许外商和6家核心企业进行合作。一旦发现有这6家企业之外的中国企业接触外商，铁道部将立刻出手予以惩戒。另外，铁道部还公布了“高铁大单”的“投标资质”：第一，必须是注册在中国的厂商——堵死了那些想直接插手的外国厂商；第二，必须和中国企业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堵死了那些还想把技术藏着掖着的外国厂商；第三，必须有200千米时速以上动车组列车的研制经验——堵死了那些没经验但想尝试一下的厂商。

这一番操作下来，国内市场上的本土玩家大幅度精简，形成了一个“意志上齐心协力，行动上整齐划一”的集体，杜绝了“内卷”的可能性，而外国厂商却为了获得和这6家企业合作的机会“卷”了起来。最终，外国厂商如果希望吃到这笔大单，就必须和指定的中国厂商合作，签署技术转让协议，否则就无缘于此。为了防止有人偷奸耍滑，铁道部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名为“技术转让实施评价”的评估机制——它评估的指标是中国企业掌握技术的情况——只要中国企业没掌握核心技术，那么就不算完成了技术转让，就不能参与高铁招标。

简而言之，想进入中国市场，就必须留下技术。

铁道部公开招标，意味着中国高铁走出了“引进先进技术”的第一步，而“联合设计生产”的落实，就需要之前提到的“技术转让实施评价”作为保证——这套机制保证了外国厂商能倾囊相授，教会“中国学生”关于高速动车组的一切知识。

整个“教学”过程大概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培养“中国学生”的设计能力——我们会派出一队技术人员前往国外学习相关知识，然后和外国厂商的工程师们一起搞设计。设计完毕后，我们还需要全程跟着，学习别人如何制造、组装。这个阶段结束的标志，是进口一列外国原厂原装生产的动车组列车。第二阶段，主要是培养“中国学生”的制造能力——外国厂商此时不会再发来整列列车了，只会发来足够生产两列火车的零件，然后由受过培训的中国工程人员们在本土完成组装。国外技术专家在这个阶段扮演的是“辅导老师”的角色，负责在生产制造过程中给我们提出指导意见。第三阶段，主要培养“中国学生”的自主能力——这个阶段，连零件都需要我们自己设计、制造、测试了。这也是3个阶段里最漫长的一个阶段，一列动车组列车有数万个零件，背后是几十、上百家厂商，在第三阶段，这些厂商也必须跑步跟上——否则，我们仍然只能靠国外进口的零部件生存。

三阶段学习的成果非常显著，中国迅速地获得了世界先进的动车组设计、制造能力。在短短数年时间里，与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合作的CRH1系列，与日本川崎“联合体”合作的CRH2、与德国西门子公司合作的CRH3系列动车组、与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合作的CRH5系列动车组，同时在中国大地上飞驰了起来。但仅仅做到这样，恐怕仍旧无法让人满意。哪怕武广高铁开通之后，CRH3和CRH2C在上面跑出了时速350千米的世界最快运营速度，总还是感觉差了那么一点意思。毕竟，尽管是联合设计，可绝大多数东西还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设计出来的。最好，还是要有一个我们自己搞出来的东西。

实际上，“争口气”的需求倒在其次，在中国铁路的高要求下，即便是引进技术生产的列车也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京沪高铁设计运营时速高达380千米，而CRH2只能跑350千米。然后，CRH380系列便诞生了（380的意思就是“运营时速380千米”）在笔者个人看来，CRH380系列的出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在它之前，中国铁路的要求低于引进列车的性能，引进列车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它的出现则表明，我们的要求已经高到了外国同行无法满足的地步。

为了满足中国高铁更高的要求，我们开始在CRH2的基础上进行磨改：动力上，CRH2使用的是三菱或日立公司生产的电机，最大功率9600千瓦。CRH380系列则使用湖南株洲电机厂或山西永济电机厂生产的电机，在最强状态下，功率可以达到2万千瓦以上。外观上，为了追求更快的速度，CRH380的车头长度达到了12米，比CRH2还长了3米，整体看上去更加尖锐。因此，CRH380AL的试验速度远超先前CRH2的350千米/小时纪录，达到了令人生畏的486千米/小时，即便是运营速度，也可以满足京沪高铁380千米/小时的要求。

在能源领域，有一个著名的“能源不可能三角”：不可能既在发电端环境友好（清洁低碳），又在供给端稳定、安全、可靠，还能在消费端价格低廉、经济实惠。“能源不可能三角”的背后，是全球电力系统建设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如何在提供清洁、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的同时，还能实现成本的最小化？

如今看来，以特高压输电为电力调配核心技术的中国新型国家供电系统，可能是目前为止最有望突破“不可能三角”的国家供电系统。首先，发电端的环境友好取决于清洁能源的使用和技术的进步。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的数据，2019年，中国陆上风电、太阳能光伏、水电累计装机规模分别占全球总量的34%、35%、27%，均居全球第一。此外中国在核电领域也有不错的技术储备，水平跻身世界前列。目前在占到中国发电端核心地位的火电领域，中国也有目前全世界效率最高、最清洁的火电厂：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以下简称“外三”）。

外三在2013年就打破了原先由丹麦电厂保持的最低煤耗世界纪录，并且保持至今。其所使用的尖端技术虽然出于成本等原因，还不能更加广泛地运用在其他普通的火力发电厂里，但可以看出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处于全球领先梯队之中，且发展速度飞快，研发投入也相当可观。

其次，中国有全球独一无二的特高压输电网络，全球特高压输电的相关技术的主要标准都是由中国制定的。在核心技术的保驾护航之下，大开大合的全国性调度，构建了世界上最稳定的电力供应系统。

能源消费和绝大多数消费领域一样受规模效应的影响，庞大的用户群体，加上高频的需求，对于降低成本和技术迭代都有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在民用消费端，中国的电价实行的是“基准价+上下浮动”的机制，上浮不超10%，下浮原则上不超15%（2021年10月8日起，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已经调大到了20%）。这不是说不让你用价格调节供应，而是限制了电价的“暴涨暴跌”，通过缓涨缓跌留出调控的时间和空间，优先保证普通人生活成本的相对平稳。

反观西方，能源价格基本由市场主导，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供需平衡。可一旦供需错配的程度超过了正常水平，直接后果就是成本压力不断向下游传导，最终导致居民电价疯狂飙涨。更有甚者，一旦遇到类似得州雪灾的极端情况，稀缺性就立刻演变为一场流动性危机，市场调节机制彻底失灵，只有奇货可居的发电公司趁机大发横财。

可以说，中国通过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全国供电一盘棋的方式，加上中国一代又一代电力人和科研团队的付出和劳动，在制度和技术的双重加持下，才造就了今天在供应端和消费端同时具有很高稳定性的、全球最可靠的国家电力系统。

在中国国家电网的所有技术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特高压输电技术。

中国国土辽阔，各个省区市之间的资源禀赋天差地别，所以本地的用电需求通常无法与之匹配。拿光伏来说，中国的太阳能资源主要集中在用电需求最低的西北部，而用电需求最高的则是光照资源贫乏的东南沿海地区。这导致在西北光照资源最丰富的新疆和甘肃两省区，在2016年特高压输电线路成型之前，弃光率一度高达30%。也就是说，当地利用光伏发出来的电，有三分之一都被浪费掉了。怎么把这种资源禀赋和用电需求之间的区域性错配问题解决掉，是中国电力系统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今天我们从光伏角度来看特高压的决策，仿佛天经地义。毕竟，光照资源完全受限于地理条件，你不能把新疆的阳光装上火车，运到上海去照耀外高桥的太阳能发电板。所以看上去，特高压输电几乎是华山一条路，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但在1978—2010年，我国火力发电装机和发电量长期占比分别在68%～76%、75%～83%波动（火电数据近似为煤电数据），其余几乎全为水电。煤炭可不像光照一样严格受到地理限制，作为一种矿产资源，它完全可以从山西运到上海外高桥的锅炉里去烧。所以很多人认为，从经济成本和技术难度上考虑，与其建特高压电网，还不如把资源都投给性价比更高，还能解决问题的铁路建设。

另一方面，我国的电力技术基础向来薄弱，从技术到设备的落后幅度都很大。国网的专家有一次去美国特高压试验基地考察，美国方面不准记录、不准拍照，不给任何的数据，进门时还要搜身检查。一位试图使用相机的中国专家，镜头盖还没拿下来，就被美国同行大声呵斥制止。

在种种因素的叠加之下，要选择特高压电网作为中国电力问题的解决方案，决策层和电力人面临的是政治、经济、技术等全方位的惊人压力，绝不是许多后人看来一拍即合、全无异议的轻松决定。

2006年12月，中国首条交流特高压输电线路工程主设备研制的攻坚战正式开始。国网安排了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和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推进项目，结果在2008年突击战的紧要关头，两家公司的变压器全部试验失败。一位年逾50岁的总工在失败现场号啕大哭，那种不顾尊严、撕心裂肺的哭声，正是中国核心产业自主化探索过程中，探索者背负的心灵重荷的真实写照。

2009年1月，起自长治、途径南阳、终至荆门的中国首条特高压交流线路正式投运。2010年8月，国网召开了特高压表彰大会，宣布核心技术国产化率达到90%。对于特高压工程的建设者来说，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但这条试验意味浓厚的线路，最大输送功率只有283万千瓦，离预期中的500万千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国内一批电力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为此再次联名撰写报告，向中央提出这一工程耗资巨大却收效甚微、电网规模膨胀加剧国网垄断、交流特高压审批程序上有瑕疵等一系列问题。但最终，在中国越来越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面前，中央一边着力规范项目审批和工程监管，一边力排众议，坚持了特高压电网的建设方向。

2013年9月10日，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中提出要让长三角关停部分火电厂，增加区外送电。在同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中，称这一年为“中国52年来雾霾天最多的一年”。

当时，国家电网最重要的项目，是将华北、华中、华东电网用特高压交流线路连接起来的世纪工程“三华联网”。其中，华东电网的“北半环”因为要走评审流程，已经搁置了一年之久。持久的论战，一度让用电大省江苏的代表在研讨会上大发雷霆，质问反对者：如果不能建，江苏一年至少700万千瓦的用电缺口怎么办？直到2014年5月，在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推动下，卡了将近两年的“北半环”才终于获准。另有11条特高压输电线路也在同期提上日程，中国迎来了特高压工程建设的最高峰。

同时期中国特高压电网的电气装备实现了100%的国产化，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制造”。这场艰难而又跌宕起伏的电力装备革命，终于迎来了开花结果的时候。“特高压工程技术”也在2017年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特高压列入“新基建”，自此中国特高压电网进入新的发展增长期。如今通过这张贯通全国的电网，每年有超过5000亿千瓦时电从西部送往全国各地。其中以光伏发电收益最为典型，自2016年以后，新疆“弃光率”从30%下降到了5%，甘肃下降到了2.4%，青海到河南的特高压直流工程则将100%输送可再生能源。弃光率大规模下降的直接好处，就是光伏发电的成本优化。可以说如今中国领先于世界的光伏和风电产业发展，都和特高压输电网络带来的利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即便是世界上最稳定的电力供应系统，也不是不会出问题。2021年，在全球电荒的大背景里，中国也出现了一波大规模的“限产限电”，尤其是东北出现民用电被拉闸事件，引发了很大的舆论反响。

这一轮的限产限电，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供电结构和异常天气的影响；二是由于经济转型和对煤炭产业的进一步规范监管，决策层做出的预判与最终的实际情况出现了一些偏差。中国的供电结构主要以火电为主，其次是水电和风电。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12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约23.8亿千瓦，同比增长7.9%。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3.3亿千瓦，同比增长16.6%；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3.1亿千瓦，同比增长20.9%。但注意，装机容量所代表的只是理论上的发电能力，而并不是最终实际的发电量。像水电、风电、太阳能这类“靠天吃饭”的能源，实际发电量非常受限于实时天气，装机量不仅不能代表实际发电量，有时候差距还非常大。以2020年为例，燃煤发电就以49%的装机容量，提供了61%的发电量；而风电和光伏以24%的装机容量，却只贡献了9%左右的发电量。到了2021年，因为气候异常，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装机容量、发电量之间的不匹配。2021年1—8月，全国发电装机容量22.8亿千瓦，其中水电装机量上升了4.9%，但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水力发电量还同比下降了1.0%。其中的空缺，主要就是靠煤电填补的。

除了自然的原因之外，导致2021年这一轮限产限电的另一个原因，和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以及对能源产业的规范建设，有不小的关系。

现在大家已经有了一个共识：碳排放权=发展权，所以能耗和经济增长是关系极为密切的一对数据，绝对不能割裂开看。在能耗指标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作“单位GDP能源消耗”，就是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一般来说，这是个用来反映能源使用效率的指标，但其实它背后还有一个隐含的内容，就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中，能耗最高的就是第二产业，也就是制造业。作为第三产业的消费服务业，是天然的低能耗、低污染产业。一个国家的单位GDP能耗特别低，往往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第三产业比较发达。2012年至2019年，我国以能源消费年均2.8%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7%的增长。这是一个低能耗+高增长的模型，背后的逻辑是，这个阶段中国的消费服务业占GDP比重在不断上升，而工业制造业的占比则在下降。

过去我们在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的情况下，对低能耗+高增长的模型非常适应。但事情变化的节点，就是2020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一到两年，中国几乎成为全球唯一一个运转保持完好的大型制造业基地。而全球制造业订单以非正常的速度突然向中国集中，其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的能耗强度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中国工程机械产业的发展史背后是中国的建设史。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但当我们面对重建国家的重任之时，才发现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工程机械来支撑建设。当年的中国别说生产挖掘机了，甚至连蒸汽机都没办法生产——当年林彪四野在东北调兵遣将用的蒸汽机车都是从“伪满”接收的日本货。中国当时毫无制造能力，甚至连维修能力都非常有限。因此，回看当年的建设历程时，我们会发现：我们总是在强调“人定胜天”之类的精神——原因无他，因为除了人的力量，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宝成铁路、治理淮河、红旗渠……这些早期的伟大工程几乎都是靠中国千千万万的同胞填上去的。

对笔者来说，这样的历史背景甚至都不需要找别人的例子：笔者的爷爷当年就是修宝成线的铁道兵，奶奶二十几岁时也在长江边扛着扁担挑土修大堤。可是，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为了更好更快地建设国家，中国就必须打造自己的工程机械行业。中国工程机械的技术从哪里来？答案很简单——苏联！

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国开始用测绘仿制的方法生产各种工程机械。仿制的对象为当年苏联使用的主流产品。1954年，抚顺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机械式单斗挖掘机，原型是苏联的Э-504；1956年，长春造出了中国第一辆载重卡车，原型是苏联的ZIS-150；1957年，北京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汽车起重机，原型是苏联的K51；1958年，洛阳一拖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拖拉机，原型是苏联的DT54。

这些工程机械的性能不好说有多么强悍，但毕竟是苏联老大哥自己都在用的东西，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作为一种获得技术的手段，“测绘仿制”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速度快，特别适合当年百废待兴、只争朝夕的中国，可以让我们在几年时间里就获得和世界主流水平大差不差的产品。缺点也很明显——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应该怎样做，不知道为何要这么做。由于缺少独立的研究过程，虽然能够根据别人的图纸和样品仿制出来东西，但却很难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突破和改进。

简而言之，“测绘仿制”保住了当年中国的工程机械行业下限，但也锁死了上限。随着时代的发展，“测绘仿制”的“反噬”很快就来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工程机械开始出海与外国厂商竞争，然后就被人家实实在在地教训了一番——技术上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被这种惨败教训的不仅仅是工程机械行业，实际上，当时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吃了苦头。

已经掌握的技术太落后，研发新技术又来不及，于是，我们选择了第三条路——引进技术。

“引进技术”看上去似乎挺好，但在落实阶段却经常陷入失控状态。1979年和1985年前后，各地为了引进技术差点直接把国家外汇储备给用光。更惨的是，钱花了，技术却没有学会——当时的中国市场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产能，大量生产线建成即停产，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有的生产线早已落伍，地方政府花大价钱买来的却是淘汰的破铜烂铁——这种“高价收购外国垃圾”的故事甚至都成了八九十年代文艺作品里的经典桥段。

不过，工程机械领域的技术引进则非常成功。成功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外部环境有利——20世纪80年代，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风云突变，日本小松崛起，小松凭借自己在液压技术和价格上的优势杀得美国巨头卡特彼勒（CAT）丢盔弃甲，老地盘接连丢失，被逼入绝境的CAT只能选择开辟新的市场。而恰好当时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对外国工程机械和技术的需求极其旺盛，官方也在积极牵头，于是中外双方一拍即合。

其次就是引进技术的模式非常科学——1986年，CAT和我国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国内的工程机械厂商分别负责一项或几项技术，政府主管部门则做好监督工作，统筹整个“引进—吸收”的进度——毫不夸张地说，当年我们简直是以倾国之力，把CAT的技术掰开了、揉碎了来学习。这轮技术引进让中国的工程机械行业获得了巨大的进步，虽然仍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和外国巨头竞争，但在国内市场上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

引进技术和吸收技术的过程中，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走过了整个90年代。当今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三巨头——徐工、三一、中联，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发力的。这个时期，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基本处于一个低调学习的阶段，发展速度虽快，但背后却存在很多问题：行业整体标准严重落后，跟不上国际市场的要求；有的厂商直接仿制外国产品，毫无自主知识产权；绝大多数产品可靠性很差，败坏中国制造的名声；全行业低价内卷大打价格战……

时间到了2008年前后，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进的技术早已完全吃透，行业厮杀尘埃落定，相关标准和法规逐渐完善——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内功”修炼完成。然后，“四万亿”计划出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基建计划——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轮高潮。2010年前后，中国工程机械的产量和销量双双达到了世界第一，终于到了冲击国际一线水平的时候。

冲击国际一线水平依靠什么？一个是经营水平，一个是技术。对已经站在“准一线”阶段的中国工程技术厂商来说，“引进技术”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值得被我们引进技术的厂商早已和我们“短兵相接”了，怎么可能会给我们技术？因此，在这个阶段，中国工程机械厂商获得技术的手段再度发生了变化——浩浩荡荡的收购行动开始了。通过并购来获得技术优势的策略也是一种经典战术——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时候CAT被小松吊打的故事吗？CAT后来也走了收购路线——液压件打不过小松，不要紧，爷直接砸钱收购几个专门做液压件的公司就好了。现在，中国厂商已经紧紧咬住了国际顶尖玩家的六点方向——国际工程机械排行榜Yellow Table2021年给出的排名里，第一、第二分别是美国CAT和日本小松，三、四、五名则是中国的徐工、三一和中联。

平心而论，中国工程机械厂商这么多年走下来，一直都在“摸着别人过河”——最开始是苏联老大哥，后来是欧美日韩。摸到今天，欧陆的一些厂商都变成中资控股了，前方已经“摸无可摸”，我们已经完成“应收尽收”了——公开市场上能收购的都收购了，不能收购的要么我们看不上，要么就是别人的“亲儿子”——如今，摆在中国工程机械厂商面前的路只有一条：自研。

中国工程机械几十年走下来，遵循“仿制—引进—收购—自研”的升级路线，技术上完成了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的飞跃。在这次艰难的技术“长征”的背后，则是中国工程机械市场格局的剧变。从技术发展时间线来看，改革开放之前的事情不谈，2001年之前，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处于低调蛰伏的状态，慢慢发育，慢慢学习。2001—2008年，国内市场玩家相继进场，群雄逐鹿，开始进行残酷竞争。2008年后，国内竞争尘埃落定，“三分天下”格局确定，开始出海。

从历年《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年鉴》的数据里也可以感受到类似的变化。1993年，中国液压挖掘机仅仅生产了2349台；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液压挖掘机的单年产量都没有突破1万大关。但从2001年开始，事情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2001年，液压挖掘机产量突破1.2万台；200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0147台；2006年，49625台；2008年，82975台；2011年，仅仅销售出去的就超过了16万台。

是中国工程机械的进出口力度。20世纪90年代，中国工程机械的进口与出口之间的比例极为夸张（见表4-19-2）：1993年，我们进口了10087台挖掘机（同年只生产了2349台）、6291台推土机、4244台装载机。同年，我们只出口了381台挖掘机、617台推土机、236台装载机。进口与出口之间相差一个数量级。

当代中国工程机械市场的进出口比例如此倾斜，可见除了挖掘机，国内市场绝大多数赛道已经彻底被国产厂商吃透了，个别赛道甚至已经到了“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步。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工程机械厂商的进步虽大，却仍然和国际一线品牌有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表面上是市场份额和收入的差距，实际上是产品质量和技术的差距。

工程机械行业有一个叫作MTBF的指标，中文叫平均故障时间，指的是一台机器前后两次故障的间隔时间。这个指标越大，说明两次故障间隔时间越长，可靠性越高。目前，国外产品的MTBF都在1000小时以上，而国产产品则只有500小时。国外产品的平均使用寿命达到了12000～20000小时，国产产品则普遍只有6000～8000小时。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每年都会出一本《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年鉴》，每一本年鉴都会有一个专门的章节来讨论产品质量问题，会详细介绍国产每一大类工程机械的常见质量问题。2016年，抽查了767台不同规格的国产挖掘机，在测试中，关键零部件损伤、松脱、泄漏等故障最为频繁，液压油管接头松动和管路泄漏是主要问题。

这反映了国产挖掘机的隐痛：液压器件是极其精密的机械，内部有各种沟槽和孔洞，制造和加工难度都很大。国产液压器件故障频发，设计问题是一方面原因，质量控制是另一方面原因。于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国内挖掘机的核心液压元件仍然依赖进口。类似的问题也表现在国产装载机、叉车、推土机等多种需要液压器件的产品上。因此，若想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至少要搞定像液压器件这样的关键零件。

不过，也不必太灰心丧气。目前还没有被我们拿下的技术已经越来越少了，中国的工程机械零部件也已经远销美国和日本，中国产品已经占了美国进口工程机械零部件总额的58.8%、日本进口工程机械零部件总额的91.7%。虽然我们要从海外进口核心零部件，但国际市场也没少从国内进口。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这么多年的发展堪称“崛起”二字。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就是我们发展成果的最好证明。而在其中最让笔者关注的事情是我们如何获得这些技术。测绘仿制、技术引进、并购重组……这些都是获取技术的常见手段，但问题是，通过这些手段掌握的技术，或许并不落后，甚至堪称先进，但绝对没有未来——因为除了自己钻研，你无法获得一个还没有研究出来的技术。

笔者并不是说这些手段不好，相反，我们恰恰应该庆幸自己选择了这些手段。正是因为这些操作，我们才能解决有无问题，然后才有资格讨论超越。今天的中国工程机械已经站在了冲击世界顶尖水平的起跑线上，我们再也没有办法靠外来的技术提高自己了。因此，对于中国的工程机械厂商来说，谁最先在自主研发上实现突破和领先，谁才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未来的领军者。

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就是技术的进步。中国的技术从哪里来？早期靠引进，后期靠收购，未来靠自己。今天，在工程机械领域，没有人能“卡住我们的脖子”——中国的工程机械门类齐全且技术不俗，已经圆满实现了国产替代。但这背后的成功经验，值得所有行业学习。

中国工程机械产业能如此发展，离不开以下几点因素。

其一，有庞大的市场提供资金。中国庞大的市场，是中国工程机械产业蓬勃发展的大背景——没有庞大的市场，就没有那么多建设的需要，也就养不出一个强大的工程机械行业。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辽阔的市场，当年也没办法吸引美国CAT与我们合作。

其二，重视技术。早年间，中国工程机械产业也有过一段野蛮生长的时间。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工程机械的买家们看重的永远是性能和技术——中国企业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了正向淘汰，并开始积极从海外获取新技术。工程机械产业的单车利润远远高于汽车产业，但这种利润是由技术产生的，因此，本土工程机械产业才会潜心攻关，推动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发展。

其三，最重要的因素是，工程机械是一个工业品，竞争没有消费品行业那么残酷。因此，工程机械所面对的市场规模并不大，买家卖家数量都比较少，竞争逻辑也很简单。在某一个或几个细分市场上，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做到先引进技术，然后消化、改进、升级，最后抢占市场，并在这个过程里积累自己的资本和技术力量。

但在2006年以前，中国大中型挖泥船还基本依赖进口，国际疏浚市场长期被荷兰、比利时等国的四大疏浚公司占据，大型挖泥船技术被国外垄断，美国甚至把挖泥船列为军方控制的范围，以便对中国施行技术封锁。整个亚洲、非洲的国家在疏浚行业都毫无话语权可言，更不要提将其用于填海造岛这种国防领域。

1966年，为了建设天津新港，国家曾经特批了170万英镑，从荷兰买回一艘技术已经过时了的耙吸式挖泥船，价值约等于4吨黄金。到了1985年，中国又高价从日本进口过一艘绞吸式挖泥船。虽然这艘挖泥船每小时只能挖2500立方米，从量级上来说只能算是一艘中型挖泥船，却也已经是当时中国所有挖泥船中最先进的一艘。

中国开启自主研发挖泥船的进程，始于2000年前后。当时长江口的航道疏浚工作需要大型挖泥船，买新的太贵，且等待时间太长。上海航道局领导层基于成本和时间的考虑，打算采用国内外联合设计、国内建造、关键设备引进的稳妥建造模式。但在与外方洽谈的过程中，外商倚仗自己在疏浚行业的龙头地位，提出所有疏浚设备必须由他们供货，否则不同意提供基本设计的霸王条款，最终双方未能达成一致。而后，上海航道局定下了著名的“货改耙”方案，决定将一艘万吨级散装旧货轮，改造为1.2万立方米的自航耙吸式挖泥船。

2001年，中国船舶集团708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费龙带着设计团队，开启了大型挖泥船“国轮国造”的历程，进行了大量的技术攻关和技术创新，如肥大船型线型开发，“一拖三”复合驱动技术，双轴发主电站，PMS功率管理系统，集成控制综合平台系统，高效主动耙头，溢流、消能新技术，预卸泥门、大型锥形泥门等疏浚设备的研发等。10个月后，作为长江口疏浚的主力施工船“新海象号”完工亮相，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挖泥船。

2002年，上海交通大学在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交通运输部长江航道局、中铁建港航局集团和其他大型疏浚企业的支持下，开始了大型绞吸式挖泥船设计技术的研究，以及专用疏浚设备的开发。上海交通大学也因此被称为“绞吸式挖泥船世家”。

2006年，前身曾是海河工程局发展而来的中交集团天津航道局，作为中国第一家专业疏浚机构，主导建造了3000立方米/时规格的绞吸式挖泥船“天狮号”。这是我国第一艘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挖泥船。随着它在南通港闸船厂顺利下水，我国大型挖泥船事业正式起步。

2010年，由上海交通大学与德国VOSTA LMG公司共同设计、招商局重工负责建造的挖掘效率为4500立方米/时的挖泥船“天鲸号”亮相。“天鲸号”装机功率、疏浚能力均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

2016年初，亚洲最大的重型自航绞吸船“天鲲号”的建造正式开工。

“天鲲号”船长140米，型宽27.8米，型深9米，设计吃水6.5米，总装机功率25843千瓦，设计每小时挖泥6000立方米，绞刀额定功率6600千瓦，配置有通用、黏土、挖岩及重型挖岩4种不同类型的绞刀，这意味着它不仅可以挖泥挖沙，就是50兆帕强度的风化岩石、珊瑚礁挖起来也会很轻松。同时“天鲲号”具有6.5米到35米的挖掘深度：浅挖时，提升桥架；深挖时，通过桥架转换加大挖深。这个设计理念是在挖泥船领域从未有过的，但实际建造难度也是呈几何级数增加的。

绞吸挖泥船的核心是绞刀，承载它的叫桥架。“天鲲号”桥架里面搭载了绞刀以及各种电机设备，总重量达1600吨，高度相当于14层楼高。

很难想象，这个1600吨重的桥架嵌入挖泥船船体时只允许有13毫米的安装间隙，这对桥架与船体的制作精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船体和桥架由于体积过于庞大，都是露天制造的，白天作业时一面有阳光，一面没有，导致船体与桥架两侧的材料温度不同，由此产生的形变难以避免，如果正常建造，势必会导致最后的成品因精度不达标而报废。为了对抗白天光照不均匀的影响，找到钢板最稳定、最适合作业的时间段，工程团队对钢板采用了24小时跟踪测量，最后发现晚上某段特定时间钢材的变化最小、最稳定，于是工人们每天工作的时间就从深夜开始，持续了两个多月。

“天鲲号”采取分段建设再拼装的制作工艺，全船共分成96段建设，最终的分段误差只有±2毫米，桥架的拼接误差只有±1毫米。而一般船舶的建造拼接误差是±4～6毫米。

这个庞然大物造成之后，最终要与船体连接。常规挖泥船桥架与船体的连接处就是一副水平绞合点，而“天鲲号”设计了上下两副水平的绞合点。桥架与船体的连接处，共有12个绞点：船体6个，桥架6个。连接点的轴孔与轴必须严丝合缝，不能产生空隙。空隙太大，就会产生振动，加快轴和套之间的磨损，对桥架非常不利。

天鲲号”最小轴孔的直径只有62厘米左右，大约是一个成年人身体的宽度。焊接工人钻进去，几乎没有移动的空间，对于在孔轴上方的焊接处，工人有时还必须躺着，仰面朝上焊。按工艺标准，铸件要加热到150摄氏度以上，然后工人再进入孔轴，完成焊接工作。150度，距离工人不到50厘米，这些对每位工人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产线实行轮班制，2～3人一班轮换作业，每个焊工只能工作10分钟。在狭小的孔轴空间中，穿常规的焊接防护服会加宽工人的臂膀宽度，提升作业难度，棉袄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成了隔热工作服。但是即便有了棉袄的保护，工人们在仰面焊接时仍会有火花落在身上，生产部车间副主任沈超回忆当时完成焊接工作后，几乎每个焊接工人的身上都有伤疤……在中国焊工的不懈努力下，“天鲲号”的焊接交出了漂亮的答卷：全部焊接长度1.4765万米，通过2653张X光探测，合格率达到了99%以上。

几乎和中国每一个基建领域的故事一样，“天鲲号”成功的背后，不只有设计、科研团队的不懈努力，也有着中国一批顶尖的焊接和施工工人的专注与付出。

作为我国首艘从设计到建造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型自航绞吸式挖泥船，“天鲲号”泥泵电机总功率1.7万千瓦，最大设计排距15千米，一天便可以在15千米之外堆出一个足球场面积的人工岛。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实现全智能化，一个按键，就可以实现自动定位、自动挖泥作业，极大地减轻了对操作人员的技术要求。

2017年11月3日，“天鲲号”在江苏启东成功下水，这标志着中国疏浚装备研发建造能力进一步升级，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船舶监造团队王健组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在荷兰、比利时之后排名世界第三。”

是的，追赶的脚步还没有到停止的时候，即便已经在短短20年里完成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客观来说，中国在疏浚领域和世界最强水平的差距依然存在。比如比利时DEME公司研发的“Spartacus号”已经在CSD疏浚设备中首先引入了LNG动力，包含了一整套LNG动力推进系统和切割系统。欧洲四大疏浚公司Boskalis、DEME、Jan De Nul和Van Oord依然占据着海外疏浚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中国船舶工业和疏浚市场走向海外的征途才刚刚开始。

1974年，南疆铁路东段（吐鲁番至库尔勒）开工，该线路上有一座被称为“新光3号”的“灯泡”隧道，全程长3783米，是南疆铁路7座螺旋隧道中最险、最难凿的一座隧道。

23岁的周先民随铁道兵第四师二十团前往的就是这条“新光3号”隧道。当时物质依然匮乏的新中国能给这些铁道兵提供的，也大多是铁锤、钢钎、风枪等极其简单且有限的施工工具，基本上没有机械化的设备。南疆铁路的整个建设过程，基本都是靠人工挖掘。挖出来的东西再靠4个人一起推的手推车往外送，周先民就是其中的一名“除渣工”。恶劣的气候和地质环境，再加上机械化程度极低的人工挖掘方式，周先民在新光隧道的建设过程中送走了25名战友。在建设南疆铁路的5年间，一共有268名铁道兵长眠于天山脚下，周先民的老连长也因公殉职。

“一个团三四千人，干了五六年，（修）一个三千米的隧道”，这就是中国隧道建设的开局和起点。几十年后，战友遗体被抬进陵园的场景，还深深刻在周先民的脑海里。这些牺牲与负伤的中国铁道兵，给一代中国铁路人埋下了一个渴望通过大型机械设备安全洞穿隧道的梦想。而早在1825年，由布鲁诺尔发明的盾构机就已经用于伦敦泰晤士河隧道的修建了。

世界盾构机的发展历程分为4个阶段：手掘式（1825—1876年），机械气压式（1876—1964年），闭胸式土压泥水式（1964—1984年），高智能多样化（1984年至今）。挖掘泰晤士河的盾构机就是手掘式，被称为第一代盾构机。而从第二代盾构机开始，就已经用机械开挖代替了人工开挖。1984年，海外盾构机技术已经进入了第四个时代进程，而周先民刚刚在“兵改工”政策下转业到中铁十四局，此后从1984年到2005年，他参与了包括京九铁路、青藏铁路等数个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大多数的隧道施工都还在用以人工挖掘为主的矿山法，连使用三臂凿岩台车的都只有少数隧道，更别提盾构机技术了。

如果说，泰晤士河隧道是世界上第一条采用盾构技术挖掘的隧道，成为世界隧道工程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那么属于中国的里程碑，就是南京长江隧道。

2005年，周先民被任命为中铁建十四局集团南京长江隧道项目指挥部常务副书记，指挥隧道施工。这一年后来被称为中国大盾构元年，但在当时，大盾构施工到底是什么都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几乎完全空白的领域。当时修建南京长江隧道的盾构机及技术，全部是从德国花高价引进的。周先民谋划要把南京长江隧道建成大盾构人才的“黄埔军校”，于是从盾构机订货开始就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去向德国海瑞克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求教，请海瑞克的专家给学员讲盾构机原理，请广州有盾构施工经验的专家讲操作，实地考察广州南沙项目的施工。这种深度参与和学习，培养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代大盾构技术人才。一开始德国人制定的一个管道安装流程需要一星期，而中国工人们一个晚上就能完工。总装第二台盾构机时，德国专家认为最快也得5个月，中国工人却创下了58天组装完毕的世界纪录。盾构机的刀片磨损后需要更换，德方派来的技术专家组换一把刀片要用两天，两天收费20万元，而中国工人们学会换刀之后，一个组一天可以换8把刀片，一天工资只需要5000元，光换刀一项就给当时的施工节约了14天时间。

2000年，盾构机的主要部件还需要进口。2004年上海隧道研制出了国内首台全自主设计的土压式平衡盾构机“先行1号”样机。2006年“先行2号”盾构机在上海下线，标志着中国具备了批量生产盾构机的能力。2008年，中国中铁1号盾构机下线。这是中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机。从此，中国告别了完全依靠“洋盾构”的局面。

1992年后，中国的国内市场全面开放，这促使中国的重工业高速发展，铁路隧道、地铁等项目大量上马，对盾构机的需求也迅速增加。1997年，为建设西康铁路咽喉工程秦岭隧道，我国花3亿元从德国购买了一台全断面硬岩掘进机（简称TBM），进场施工后开挖、出渣、衬砌，隧道一次成型，创造了当时全国铁路隧道施工速度的最快纪录。这与另一条线采用的人工传统钻爆法，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这是国外现代盾构机第一次被引入中国，使得隧道提前10个月贯通，真正让人感受到了技术能给工程效率和施工安全带来的天翻地覆的改变，也一下子将我们与国外的巨大差距凸显了出来，那之后大约10年的时间里，德、日、美三国的盾构机霸占了国内90%的市场。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欧美日的企业在统治全球盾构机市场之余，就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各类技术封锁。而中国盾构机技术的进步，和这种背景下科技部的政策支持息息相关。2002年，科技部高新司把盾构机列入“863”计划，同年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在河南新乡建成了一个与盾构技术相关的产业化基地。在国家专项资金支持，央企、国企牵头下，中国科研院所同多家企业从基本原理的技术链层面，到实际应用的产业链层面协同作战，将中国盾构机的设计和制造带入全面推进的阶段。2007年，科技部基础司也将掘进装备的基础研究列入了“973”计划，成为中国掘进装备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政策支持。

现任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李建斌，是中国盾构机产业化的主要参与者之一。2008年，中国“中铁1号”盾构机下线，这是中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机。从此，中国告别了完全依靠“洋盾构”的局面。这台机器就是李建斌团队在国家“863”计划的支持下研制的。从引进到自己造，李建斌的团队用了8年时间。2009，李建斌带领他的团队开始了盾构机产业化的征程，设计团队由最初的18人，增加到了108人。由于我国各个城市地质差异巨大，单一的盾构机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为了建造适合中国各种地质环境的盾构机，李建斌团队在研究了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设备后，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出了盾构机在不同地质条件下工作的应对方案，最终攻克了超大直径、超小直径、极限工况下的装备设计、制造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了一大批称得上世界首台或国内首台的产品。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中国盾构机的崛起之路，形成了国企主导、政府支持、顺应时代、精准创新的所谓“中国盾构模式”。同样的故事几乎可以在中国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寻到踪迹。这种模式可以被称为中国制造业“翻身当家作主”的典范，已经或正在应用于中国制造业的多个领域：振华重工的港机设备目前在全球市场份额常年稳定在70%以上，中国大型挖泥船被列入禁止出口的名单。中国中车如今已经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品种最全的轨道交通装备供应商。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脊梁，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实业兴邦，相信在更多领域，将会有无数个“中国盾”出现。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造一辆汽车困难还是造一台盾构机困难？单独来看，以盾构机为代表的特种装备的技术难度远远高于传统的燃油汽车，不论是挖泥船还是盾构机，其技术难度、结构复杂程度都远高于家用汽车。但如果拆分其产业链，我们却会发现截然不同的情况——挖泥船、盾构机的“国产替代”往往只需要几家大型公司或科研院所出马便可以解决；而汽车行业若想在国产替代上有所突破，则可能需要全行业上中下游乃至国家政策和社会意识的共同作用。

实际上，在分析了如此多的“中国制造”“国产替代”的例子之后，笔者渐渐总结出了一个不算太严谨的“规律”，即：“中国特别善于发展这两种行业——第一种，新兴行业，特别是那些2000年之后兴起的行业；第二种，专门的、细分的行业，特别是产业链较短且消费属性较弱的行业。”

如果某个行业满足其中任意一条，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行业里找到重量级的中国玩家，如阿里、腾讯、大疆、科大讯飞……这些巨头都诞生于互联网、无人机、AI这种新兴产业；盾构机、挖泥船、特高压输电设备、超级计算机……这些高端设备都属于非常小众的细分行业。

如果某个行业能满足以上两条，那么你会发现中国玩家在这个行业里便处于一个“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地位，比如量子通信。

而两条都不满足的产业，中国玩家的存在感就比较低了——“中国弱势、西方强势”的航发、大飞机、半导体、燃油汽车……它们的产业链极其漫长且需要多年的深厚积累。

我们常说的机床，也被称为工业母机，主要包括车床、铣床、刨床、钻床、镗床、磨床、制齿机等多个类别。作为生产设备的设备，机床是整个工业体系的基石，也是工业制造产业最核心的环节。

早在15世纪就已出现了早期的机床，1774年英国人威尔金森发明的一种炮筒镗床，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机床，它解决了瓦特蒸汽机的气缸加工问题。到了18世纪，各种类型的机床相继出现，并快速发展，如螺纹车床、龙门式机床、卧式铣床、滚齿机等，为工业革命及其后建立现代工业奠定了工具基础。可以说，机床的技术水平，决定了现代装备制造业的水平，进而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制造能力，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基础性的作用，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同时，由于对国防军工的重要支持作用，这一产业也被各国归为战略性产业，日本、德国、美国等技术领先的国家常年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使得我国机床产业的发展过程充满了艰难与陷阱，在产品技术、质量和企业效率方面长期存在巨大差距。

1952年，世界上第一台数字控制机床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问世，标志着机床数控时代的到来。今天看来，这是一个极具标志性意义的节点，可以说现代制造业的数字化，就始于数控机床及其核心数字控制技术的诞生与发展。

自那以后，机床产业的重大进步，就一直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工业化与机床进化史如表4-21-1所示。机床产品也正式确立了结构件、控制系统、传动系统、驱动系统和刀库、刀塔组件及其他零部件的主要结构构成。不过，由于当时还比较原始的集成电路性能和处理器能力，数控机床在之后大约20年的时间里，都未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化。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大规模集成电路（LSI）和微处理器（CPU）的问世，使得微电子技术迅速崛起，这才为数控机床的规模化生产和广泛的商业化应用创造了条件。美国、日本、欧洲随之迎来了数控机床的爆发式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相继实现了对机床产品技术的全面升级。1982年，日本山崎马扎克公司就已经实现了旗下机床产品的完全数控化。

中国数控机床技术的研发起步并不算晚，1958年，清华大学和北京第一机床厂就合作研发出了中国第一台数控升降台铣床（采用分离元件技术），比起世界第一台数控机床只晚了6年。但其后的20年，出于历史原因，我国数控机床技术的进步十分缓慢，中国的机床产业度过了启蒙的时代，迎来了一段充满艰难与陷阱的探索之路。

中国机床产业发展沿革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国内基本上没有机床工业，只在上海、沈阳、昆明等地的一些机器修配厂有兼产少量的简易机床，对重工业起到基础作用的金属切削机床在这一年的产量只有1582台。用毛主席的话来评价那时候的中国重工业，就是那句著名的“现在我们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而要造这些，就得先造机床。

于是，我国现代机床工业的发展，随着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拉开了序幕。1952年9月，重工业部召开了全国工具机会议，对当时的机床产业发展方向和工厂布局做了初步规划，此后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确定了全国18家机床厂的分工和发展方向，这就是著名的“机床厂十八罗汉”，为首的就是后来名震一方的沈阳机床厂，其前身是“伪满”留下的“三菱株式会社”，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接手时，厂里几乎已经没有可用的现成设备，厂房也几近废弃，是工人们将散落的零部件捡拾回来，才重新组装好了厂里的皮带车床。即使是这种依靠皮带传动、根本无法满足高强度工业生产的过时设备，在当时也已经是国内的顶尖配置。而当时，西方国家的机床甚至已经逐渐开始“消费化”，一些简单的低端机床甚至成为类似于家庭五金工具一样的存在，中外差距巨大。

“一五”期间，国家从苏联与东欧国家引进了1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史称“156工程”，这被许多后来的学者认为开启了中国现代工业制造业的进程。而工业母机就是“156工程”的重中之重。沈阳第一机床厂就是1950年至1953年初第一批援建项目之一。1955年8月，沈阳第一机床厂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机床，并实现了量产。“一五”期末，我国机床工业生产的品种已经相对齐全，且从业人员也具备了一定规模，技术人员所占比重超过12%。1956年，机械工业部又开始对昆明机床厂等27家机床厂、工具厂、附件厂分期分批进行技术改造，形成了中国现代机床工具工业的雏形。到1957年底，中国机床产业累计生产通用机床204种，年产量达到2.8万台，先后给全国机械制造企业提供了10.4万台机床，满足了当时工业建设80%以上的需求。

1958年，北京第一机床厂与清华大学合作，试制出了中国的第一台数控机床——X53K1三坐标数控机床。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第一台数控机床，也是亚洲的第一台数控机床。这台机床的诞生，标志着我们成功填补了中国在数控机床领域的空白。相比世界第一台数控机床问世，也不过晚了6年。清华大学之外，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团队也成功研制了一台数控铣床，其采用电子管计算机编程、磁带记录控制，电磁离合器齿轮变速主轴传动，总体设计构思比起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毫不逊色。短短几年里，中国机床产业从无到有，进而掌握了当时较为先进可靠的生产技术，跨越了一个时代。

还有相应的教育和科研体系建设。1952年，教育部就批准哈尔滨工业大学按照苏联教育体制设立了机床与工具专业，学制5年，毕业后直接授予机械工程师资格。这个专业后来为我国的机床工具工业输送了一大批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另一边，机械工业部于1956年到1959年间在全国各地推动建设了一系列设计处和研究所，包括大连组合机床研究所、北京机床研究所、济南锻压机械设计研究处、苏州电加工研究所、成都工具研究所、郑州磨料磨具和磨削研究所、广州热带机床研究所等等。这批研究所成立之后引领了我国机床工具的试验研究和产品创新近40年。

可以说我国数控机床的研究有一个很好的开局，可惜的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本应进入全面发展期的机床产业一度出现了对产值规模的非理性追求，机床产量虽然不断提升，但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急剧下降。一个突出的案例是1970年沈阳第一机床厂的CW6140A车床改型，不计算、不试验，42天就完成了从设计到样机的所有过程，直到投产后才发现切槽时振动、床头箱发热等严重缺陷，不到一年就被迫停产。1977年，我国金属切削机床的产量达到19.87万台，是1957年的7倍，1979年机床拥有量达到278.4万台，居世界前列。但有学者预估，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全部保有量中质量较好的可能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这种忽视产业发展规律、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的做法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

与此同时，全球的工业发展并没有为了我们而停下脚步——二战带来的技术进步引发了工业大发展。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人力并不富裕的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对数控机床自动化的研究上几乎不遗余力。20世纪60年代，全球的机床都还在追求传统机床的“高转速、高精度”，最先进的不过只是电驱动、靠打孔纸带来控制的早期数控机床。但到了80年代，转速和精度已经成了基本配置，自动化生产大行其道，新式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开始普及，之前的数字控制（numerically controlled）已经进化到了和今天非常接近的计算机数控机床（computer numerically controlled，CNC）。在这种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外国机床点亮了“多轴联动”的技能。

20世纪80年代，为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全国各大机床厂顺应改革开放号召，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转型运动。为了发展，中国机床产业做了两件事：第一是进行重组，第二是引进技术。各大国有企业合并，沈阳第一、二、三机床厂合并为沈阳机床集团。多家企业的合并让曾经的“十八罗汉”一片天，逐渐变为沈阳机床厂、大连机床厂、秦川机床厂、昆明机床厂四大天王称霸的格局。时间来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制造业开始了一段强势崛起的上升期。而中国机床工业则在改革开放之后，借助国外技术力量，迅速提高了产品水平、工艺制造水平和管理水平。

2000年以后，国家实施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战略，将发展大型、精密、高速数控装备和数控系统及功能部件列为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16项重点任务之一。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爆发推动下，我国机床工业迅速走出低谷，迎来了一段相对高速的发展期。特别是我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机床产品需求旺盛，给产业带来了巨大机遇。

通过利用国外的功能部件、数控系统配套，开始逐渐摸索出了自行设计和制造高速、高性能、5面或5轴联动加工数控机床的技术。但另一方面，在关键零部件和高端关键技术领域，中国厂商还有大量空白没能填补。在摸索的过程中，中国厂商遇到了无数困难，有短暂的高光，也踩过许多陷阱。许多重要功能部件，诸如主轴部件、滚动导轨和滚珠丝杠、数控系统等大量依赖进口支撑，与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机床工业强国的差距仍然巨大。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原副院长屈贤明曾说过：“中国发展形成了制造业的巨大需求，没有哪个国家能满足如此大的需求，除了我们自己。”

自2004年开始，我国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机床消费和进口大国，且同一时期国产机床的占比还在逐年提高。图4-21-1展示了2002、2004、2006、2009这4年中国机床市场进口/国产机床份额对比情况，可见国产机床比重快速提高。这是一段很多人都会怀念的日子，庞大的单一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共同支撑起了中国机床产业的一段黄金发展期。

此时还在被各大媒体报道为“中国机床双雄”的沈阳机床厂与大连机床厂，到底为什么会落到后来的境地呢？

一场驾轻就熟的系统性围剿

已经历经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发达国家，对于自身的先进工业一直都有着体系严密的保护措施，出于维护优势地位的本能，总会在后进国家崛起的时候给其设置种种关卡。中国机床产业所遇到的，就是所有后发工业国都一定会遇到的一个典型困境：由于设备、技术和领先者存在代差，很难突破壁垒进入产业中能够获取巨额利润的环节。综观中国目前相对落后的工业制造业领域，包括飞机、汽车、高端机械设备、化工制品、医药产业等，都适用于这个模型。

这些产业的共同特点是核心技术早已进入成熟期，需要长期的工艺、经验、数据积累；同时依赖物理学、化学、材料学等基础学科作为底层支撑，其基础科研技术的应用成长曲线已经十分平缓，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而且这些产业通常有着细分程度极高的专业供应链，固化现象明显，零部件与其上下游原材料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紧密，专业性强，后进者很难从外部打入。

核心技术+基础科研+供应链的三重加持，会为一个行业的先发者带来极高的市场竞争壁垒。如果后进者在试图突破的过程中，不具备一些特殊条件，比如政府给本国工业提供特定的优待条件或者保护措施，那么其制成的工业产品由于缺乏竞争力，对内对外都很难获得销路。

这种情况下，摆在企业面前的其实只有两条路：一是靠并购等特殊手段，用钱或者市场交换技术并快速吸收，从而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二是投入大量资金、人员、精力，同时还要保有极高水平的耐心和定力，从头开始自主研发。

表面上看，前者似乎更加容易，但捷径往往才是远路，这个看上去轻松“买买买”的办法，实际上一步一个套路，遍地都是陷阱，需要企业对外具备超常的博弈能力，对内具备极强的管理能力，才能达成最终的目标。

拿机床产业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就已基本完成了普通机床向数控机床的升级，而我国则是在2013年以后才基本完成这一过程的。这种升级并不只是表面上的产业技术变化，还伴随着产业结构形态和企业商业逻辑的根本性变革。数控系统的可编程性，将机床工业带入了高度社会化分工的时代。作为机床核心技术的主要零部件和结构单元，开始逐渐被分到了各级供应商手里，演变为各自独立的专业化研发和制造主体。从“单厂全做”的产业结构，进化成了紧密联系的一整条配套供应链。高度垂直细化的供应链之上，企业对自身的定位和发展规划，都明显相较“一厂通吃”的产业形态出现了变化。同时，细分领域的高度专业化，也进一步加大了后进者追赶过程中技术研发的难度。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30年时间，海外数控机床已经完成了我们上述提到的核心技术+供应链固化的产业布局。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制造业的问题向上追溯，会发现“卡住了我们脖子”的，可能并不是其他横向的竞争对手，而是更上游的配套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光刻机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典型案例。而在机床领域，中国造不出高端机床的核心原因，也是上游配套零部件产业和数控系统无法实现国产化。

1996年，沈机耗资上亿元引进美国桥堡的数控技术，结果换来的是外方甩来的一份孤零零的源代码数据包，没有核心技术原理，甚至连使用的原理都没有解读，以致沈机照此开发出来的机床完全变成了废铁。1999年，大连光洋进口日本机床时，日本强加了一串“霸王条款”，要对装机地点和用途都进行严格限定，擅自挪动机床设备就会被自动锁死，给本土企业的使用提出了超高的门槛。2005年沈机买下德国希斯，结果德国政府以“本土重要知识产权不得外迁”的理由，断了沈机试图“偷师”的路。结果就是中国企业为了要技术出海并购，海外企业驾轻就熟地利用规则和本土法律，让你花了钱带走不良资产，技术却一根毛都不让你碰。2007年沈机还一度看上了一套数控技术的源代码，但专家一论证，发现这套东西光独立解读下来就要5年，等投入产业化又要5年，到时候技术早就换了不知道多少代，完全没有任何性价比和可行性。除此之外，海外5轴以上的机床技术更是长期对中国实行禁运，而一旦中国出现技术突破，外国厂商又会马上将技术下放，用成熟产品和你打价格战。一套系统性的围剿战术堪称驾轻就熟，最终将中国机床产业牢牢地排除在了能够获取巨额利润的高端市场之外。

笔者在拆析一台机床的成本结构之后发现，一台中高端数控机床中数控系统的成本占比在55%～70%。而很多国产机床厂不愿意去发展高端机床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造不出高端数控系统，即便能造出来高端数控机床也是去造一个壳子，需要用国外的数控系统。机床厂几乎就是给配套产业打工，自己根本赚不到钱。

而数控系统的研发，则要涉及我们即将聊到的工业软件问题。一套机床的数控系统研发周期在10～20年，而这仅仅是从无到可用的一个过程，稳定性仍不能保证。笔者遇到的所有中国机床产业内部人士，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给钱不如给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今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动，对于中国机床企业的发展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出于风险控制的需求，国内市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会越来越倾向于给本土厂商提供不断调试、共同成长的机会。国内也涌现出了诸如华中数控、广东数控等为代表的国产数控系统研发企业。根据《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内容：“预计到2025年，中国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80%。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总体进入世界强国行列。”受政策影响，华中数控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81.19%，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95%。我们可以看到，政策在积极推动包括数控系统在内的一系列高端机床上游基础工业的国产化替代，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中国的高端机床产业能再次重返世界舞台。

今天中国的机床产业状况可以概括为“低端内战，中端争夺，高端失守”，高端领域差距过于悬殊，国内机床基本不具备竞争力。如果海外机床完全对中国断供，虽然在军用领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在民用领域，却会直接导致汽车、手机、航空航天等领域产能严重受损甚至是停摆。即便可以有国产产品实现功能替代，也会因为可靠性、稳定性、耐用性比不上进口机床，各个产业的成本暴增，产品质量严重下跌，企业不得不走向资金链断裂。

可以说，要实现中国机床产业的崛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个机遇期，就是近在咫尺的中国制造业升级。中国机床上一轮的爆发式增长，就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而在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过程中，则会出现一片以前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市场空间。

回顾中国机床产业的发展过程，最重要的教训有两个。一是整个社会和产业环境对规模和产能数字的盲目追求，导致厂商放松，甚至是放弃了对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研究积累。

厂商沉浸于扩充产能，做大规模，自然也就缺乏精力进行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这直接导致了在全球机床产业已经完成数控化升级，进入“做精”阶段的时候，中国机床产业却还停留在追求不断“做多”的阶段。看上去是跑在前面，其实已经被套了圈；表面上拥有全球产量最高的机床厂，背后却是平均6.7台国产机床才能换1台进口机床的单价比，和最高都没到1.5%的利润率。

二是发展一度存在计划经济时期的路径依赖，在竞争的过程中缺乏产业链思维和市场化研究。

机床和绝大多数大型高端制造装备一样，极为依赖长期的工艺、经验、数据积累。这类设备研发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对整个产业链上下游过往实操经验和数据的总结、调试、磨合的过程。中国厂商对产业链上下游相关配套产业，比如数控系统的研发、零部件供应商的培养，都缺乏主动布局的意识。最终一个环节出让主动权，便处处受制于人。

1996年1月，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共有20多个部委参加，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担任组长。次年4月，由该小组组织的第一次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在深圳召开，来自34个省区市和48个国家部、委、办的相关官员以及媒体记者共175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单是省部级官员就有48位。与会人员再次就是否应该大力发展互联网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时任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在2009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国家当时对互联网是有担心的。其一，互联网没有管制，在国家层面要担忧如何对爆炸性增长的信息进行治理，同时保证各个层面的信息安全；普通人则担忧海量垃圾信息带来的冲击之下，青少年教育应该如何应对。其二，互联网产业当时的盈利模式在全世界都很不明朗，在看不到明确获利渠道的情况下却要大举投入，这样的做法有没有巨大风险，在当时的条件下其实很难说清。如果仔细回看当时的文献和史料，你会发现许多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思想线索，此后贯穿了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每时每刻。中国政府对待互联网监管，尤其是互联网主权层面的谨慎与远见，可说早有伏笔。类似的担忧从互联网社会化至今，其实始终和这个产业相伴相生。一如后来人们也讨论过“互联网+”是不是骗钱的噱头，“5G”是不是又一个产业骗局，也如今天人们围绕“互联网主权”“人工智能”“元宇宙”而产生的激烈论战，人类社会一切技术的变革都很难单独成立，没有一项技术能够避开起步阶段激烈的思想碰撞和随之而来的路线抉择。幸运的是，中国的决策者们在这个过程中抓住了最为关键的那个重点，那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终将进入信息时代。

既然终将如此，那就放手去做。

激烈论战之后，那场深圳的会议最终达成了一致，认为互联网从技术上会很有利的意见占了上风，决定先发展了再说。在错过工业革命、电气革命之后，中国牢牢抓住了互联网的时代机遇，投身了这场盛大的信息革命。

——中国互联网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好？

中国互联网能在进入商业化进程后立即迎来突飞猛进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国家政策对互联网产业的保驾护航，二是庞大的人口造就了得天独厚的市场优势。

2012年，已经是PC时代向移动时代交棒的一年，全球众多互联网公司都开始在策略上将资源向移动端倾斜，有些甚至提出了“移动优先”的口号。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众议院发布报告称，华为、中兴的产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奥巴马总统随后签署开支法案，禁止联邦政府机构采购带有中国背景的信息技术产品。没过多久，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职员爱德华·斯诺登将两份绝密资料交给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曝出了震惊世界的棱镜门。一场关于信息安全和自主创新的大讨论，自海外至国内甚嚣尘上。在此之前，一心发展的中国普通民众，甚至是很多互联网的从业者，都很少有人意识到，虽然中国互联网的商业化发展堪称狂飙突进，但其实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就没有国产公司的影子。

细究起来，这种落后其实和中国互联网技术本身的发展水平相关性不大。中国互联网的商业化起于1995年，且从一开始就发展得极为迅猛，在启蒙时间上和欧洲、日本、韩国基本同步，甚至还要领先一些。而美国虽然是互联网的起源国家，但其大规模社会化和商业化，也是在1990年之后的事情了，顶多比中国早了3～5年。所以中国在一开始缺乏国产信息基础设施软硬件的根源，还在于我们在计算机单机时代，乃至更久远的大工业时代，都落下了太多的功课。

如果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后发工业国在试图突破先发国压制强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往往都要面临一个局面，就是由于设备、技术与领先者存在代差，后发国最终制成的工业产品很难在一开始就和领先者具有同等的竞争力，自然也很难在这个过程中攫取高额利润。一旦市场完全放开，缺乏竞争力的产品对内对外都很难获得销路，最终形成债台高筑的局面；如果再遇上经济周期的打击，造成汇率崩盘，整个国家的企业就都丧失了对外融资的能力。失去了继续支撑强行工业化的资金，最终就只能被迫结束工业化进程。这就是即便是以开放自由贸易为核心目标的WTO，也会对发展中国家施行差别优惠待遇，允许发展中国家在关税等多个方面对本国产业施行一定保护性措施的原因所在。

平等未必意味着公平，要获取公平的发展权，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开放过程中实施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几乎是必由之路。换在互联网产业上，道理也是相通的。对于在计算机技术领域落下了太多功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固然是一个空前的现代化机遇，但其伴随的危险和陷阱并不比传统工业领域少。甚至由于互联网天然自带“开放、自由、分享”的属性，要规范、治理和监管互联网产业，同时又不压抑其创新和发展，相比传统产业而言还要困难许多。中国的决策层在大方向上极具魄力地选择了“坚定大力发展互联网”，但在实际的监管落地中又展现出了相当的警惕与谨慎。这个过程中所建立的审查制度和市场准入机制，都经历了不少质疑，但从客观上讲，的确给中国本土互联网企业减轻了竞争压力，为本土企业争取到了构建竞争壁垒所需的时间。更难得的是，中国还在本土市场营造出了一个尽可能宽松和包容的产业环境，这种政策布局能够成立，还是因为中国拥有14亿人口及其所代表的庞大国内市场做后盾。

我们可以盘点一下中国互联网崛起的公司和其所属的领域，主要可以分为3个领域：社交和文化娱乐、贸易，生活服务。除去Web1.0时代的搜索引擎巨头百度，以及搜狐、新浪、网易三大门户网站，过去30年诞生并还能存活至今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几乎跳不出上述3个领域。即便是百度，其盈利模式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旗下的社交或娱乐产品，甚至喊出过All in O2O（全押在O2O上）的口号；新浪则一早就以微博转型为社交平台，网易的主要盈利支柱则走向了游戏，搜狐一度重金押宝长视频。

中国互联网前30年的发展，基本都是以消费者驱动的形态出现的，中国互联网实际上承接了中国制造业的人口红利。电商和社交都是典型的例子，这些领域在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还只有20%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动辄拥有3亿以上的用户数量，任何一个单一市场都不可能拥有这样庞大的用户群体。

这给中国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直接好处有3个。一是高频，无论是交易的发生、App的使用，抑或是电商、外卖的配送网络和共享经济的“拼单成功率”，高频的使用就意味着边际成本的降低，同时也是产品快速迭代的基础。在互联网这种对产品的快速迭代复制需求极盛，且商业模式往往依赖边际成本降低的产业来说，“高频打低频”几乎是不变的真理。

二是庞大人口带来庞大的资金量，简而言之，单靠韩国人肯定养不出一个三星，但单靠中国人养出一个阿里巴巴，则绰绰有余。而进一步说，互联网的连接属性天然就会增加资本的流转速率，从而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货币乘数，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是海量用户产生海量数据。以2015年来说，我们每天可以从互联网上爬取到的中文内容的吞吐量，大约是600万条/天（图文）；美国大约是200万条/天，全欧共计50万～60万条/天，印度共计50万～60万条/天。这意味着互联网上一天所产生的中文内容的数据量，比当天其他所有内容数据量的总和还要多。这又为下一步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赢得了任何国家都很难获得的优势与基础。

庞大的市场给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但要种出果实，唯一的路途就是自主创新。很多人在评价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时候，经常会放大中国市场准入机制给海外企业带来的麻烦，而忽略了很多海外企业单纯是因水土不服而被本土企业所淘汰的事实。

以Facebook为例，其在被屏蔽之前的市占率就远远比不上中国本土诞生的人人网和QQ空间，语言隔阂对社交软件的推广相当致命，即使在互联网开放程度更高的日本和韩国，国内市占率第一的社交软件也是本土化的Line和Kakao。中国庞大的市场和独特的文化，对所有海外互联网产品都提出了全方位的高本土定制化需求。而习惯了西方语境的很多海外巨头，在这方面多少是有些傲慢的，很少能真正倾听并理解中国用户需要什么样的产品逻辑。亚马逊、eBay、MSN在中国的败北，几乎都是纯粹的商业竞争层面上的失败。中国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固然对海外先进经验有很多的借鉴，但能够成功的原因还是对本土市场需求的深入挖掘和在技术上的开放学习、自主创新。

海外固然可能在整体技术水平上领先于我们，但并不总是能满足我们的发展需求，甚至往往会成为限制我们发展的瓶颈，只有从本土实际出发，坚持自主创新，才是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的可靠路径，这也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第一个经验。阿里云的诞生过程就是一个例子，庞大人口同时在线交易，不仅带来了其他国家难以获取的天量数据，也带来了任何国家都没见过的巨大算力需求，这才逼迫阿里巴巴投入以10亿元计的庞大资金来发展国产云计算和数据库技术。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另一个经验是对资本的运用。企业的融资方式，可以分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前者是投资方以资金换取公司股份，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投资方的目的是分享企业良好发展所产生的利润，赚取企业价值增长后的估值差价；而后者则是借钱发展，双方存在债务关系，商业银行等资金提供者的目的是赚取贷款利息。这种获取利益的方式差异，决定了两种资金来源在标的公司的选取逻辑上，就有着本质的差异。股权融资中，投资方与企业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债权融资中，资金提供方的收益和企业方的发展并不直接挂钩。这种资金性质区别，意味着前者更愿意考察企业的发展前景，而后者则更注重自身的资金安全，形成了天然的风险偏好差异。

中国企业的传统融资渠道大部分是债务融资，由银行主导。为了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需要有足够的信用担保或资产抵押，或者至少有明确的盈利能力和盈利时间表。但这些条件，初创期的互联网企业都很难具备。

在本土股权融资渠道并不足够通畅的条件下，中国第一批互联网公司其实是在大量外资和美元基金的助推之下成长起来的。张朝阳创立爱特信时收到的第一笔风险投资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爱德华·罗伯特，以及张朝阳在美国留学时的老师尼葛洛庞帝；王志东建立四通利方的时候也数次赴美游说美国风险资本，最终获得了华登集团领投，艾芬豪公司和硅谷银行家罗伯特·斯蒂芬跟投的共计650万美元资金，这才有了后来的新浪。

1999年7月12日，新华社旗下中华网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最初的计划是发售420万新股，每股定价14～16美元，结果最终以每股20美元的定价发行，总融资额达到9600万美元，成为中国的第一支互联网概念股。那一年，三大门户之一的新浪先是在年初获得了来自高盛等10家投资机构的2500万美元融资，到了年底又完成了6000万美元的Pre-IPO融资，一时风头无两，将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的缩写“VC”带上了各大媒体的封面报道。

中国的学者们也很快意识到了资本在产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1998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成思危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提案中说，当时中国一年有3万多项科研成果，仅有20%转化成了产品，建厂生产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的不足5%，中国企业融资的间接融资占比过高，是形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提案指出，当代国际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必须借鉴国外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事业，推动科技进步。这一提案被视为中国风险投资进入实际探索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仅1998年下半年，我国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就达到43家，平均一个省1.3个。截至1999年8月，全国各个层次的政府创业基金达到了100多家。

中国的第一批互联网公司，几乎和中国的第一批风险资本同时起步。这种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互联网产业，当然也遇到了一些很具代表性的问题。比如外资对中国本土商业逻辑的理解有限，经常会在经营管理上凭借既有经验对本土创业者胡乱指挥；再比如许多中国公司为了赴美上市，必须讲述“美国式的故事”，对标美国既有商业模式才能为西方资本所理解，导致很多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商业模式实际上无法获得资本的认可，融到符合心理预期的资金，或者获取符合公司价值的估值。在中美关系出现波动的今天，这种对企业价值评估的错位正在愈演愈烈。

工业革命是从蒸汽机开始的，而蒸汽机的动力来源就是靠“烧开水”——制造蒸汽，然后把高压蒸汽转化成动能，从而带动机器。而后的核反应堆，其实就是一个高级的烧水炉子。可以说，“烧开水”就是制造业的“原型机”，而信息产业的“原型机”，则是“解方程”。

你看的高清电影，玩的4K画质的游戏，你每天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那些金钱，还有工厂里的生产线、机器手——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社会的绝大多数经济活动，背后都是数据的计算。而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算力”概念，衡量的就是解方程的速度，即计算的能力。

1961年，人工智能之父约翰·麦卡锡在麻省理工学院100周年的纪念庆典上说：“如果我设想的那种计算机能够成真，那么计算或许某天会像电话一样被组织成公共服务……utility computing（公共计算服务）将是一种全新的重要工业的基础。”在他的构想里，计算资源应该如同电力一样，可以由供电公司提供，而不是谁要用电，还得先在家门口建一个发电厂。

当云计算在波澜壮阔的互联网历史中横空出世时，他的构想就正在一步步成真。今天，只是与芯片、互联网相关的科技进步，八成都能在某种意义上和算力扯上关系。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算力已经逐渐和电力一样，成为一种基本的公共资源。而在全球算力排行榜上，领跑者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另一个就是美国。

1997年，一个叫冯星君的香港人接到上司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的电话，让他替自己取消和我国一位重要领导人的见面，而理由仅仅是：他在长城玩得太开心了，不想现在回去。冯星君接到电话差点发疯，最终以辞职为要挟，才打消了Larry Ellison这个傲慢而又荒诞的念头。

那是中国互联网崛起的前夜，还有不到一年时间，网易、搜狐、腾讯、新浪四大门户网站就会相继成立。而随着IT技术开始在这片大陆上成熟并流行起来，大量银行、医院、学校，以及企业，都希望将自己原来冗杂、繁复，需要人工处理的数据和海量的纸质材料电子化，把资料库房转换成机房，把数据和资料向服务器上转移。

那是中国企业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数字化转型。但在那个年代，中国在计算机科技领域仍然是个标准的“三无”国家：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没有自己的芯片，也同样没有自己的数据存储和处理系统——从硬件到软件都没有。

无论是政企还是各类大型金融机构，乃至当时正处于黄金发展期的中国各大IT业巨头们，在数据存储和处理方面，都严重依赖着3家美国公司，也就是著名的IOE架构：IBM的小型机（服务器）、Oracle的数据库、EMC的存储设备。Oracle的中文名就是“甲骨文”，那个因为逛长城逛高兴了就想放我国重要领导人鸽子的Larry Ellison，就是甲骨文的老板。

在此后十几年间，IOE垄断了中国几乎所有政企、大型金融机构以及IT业龙头企业的相关业务。而与垄断地位相应的，当然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当时一台IBM小型机的台面价在300万～500万元，每两台小型机就要配一台300万元的EMC存储设备，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各大商业数据库软件费用基本都在几千万元的级别，这还不包括每年高昂的运维费用。这也就意味着那一轮的数字化转型，事实上只有大型企业或机构在搞。因为只有它们才有能力构建自己的数据中心。

但即便是对于大型机构来说，这也绝不是一个令人轻松的成本数字。阿里巴巴可能就是最早感知到“算力需求”和“天价费用”巨大冲突的公司。2006年，业务爆发的淘宝在需求逼迫下，一度开启了对IOE的疯狂采购，小型机先是一台一台买，到后来干脆一排一排买，但很快就发现即便是如此高昂的成本也无法完全覆盖业务增长的需求。2008年王坚离开微软研究院到阿里巴巴，上来就给马云算了一笔账，阿里对于算力的需求以指数级增长，而其业务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这意味着如果IOE架构不改，光是买机器和软件就足以让阿里破产。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IT基础设施堪称高昂的成本，成为那个年代互联网创业者最大的拦路虎。那时其实很少有人意识到，阻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最大瓶颈，不是行业竞争，也不是政策变化，而是我们没有自己的IT基础设施。在国外，对IOE架构率先发起挑战的，是亚马逊的AWS，而在国内掀起了“去IOE”浪潮的，则是阿里巴巴。二者都来自电子商务领域这并不是巧合，只是因为电商行业的特性，让它们率先感受到了成本冲突之下的“算力焦虑”。而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则让这种成本冲突和“算力焦虑”的爆发，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剧烈。

中国企业很快就意识到，它们所面临的挑战，实际上已经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了。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曾面临这样的技术难题。2008—2009年，阿里巴巴每年都有10～20倍的业务增长，同期无论是IOE还是亚马逊，实际上都没有经历过如此大规模高并发的技术考验。不靠自己的研发，是无法用现成的技术满足这种爆发式的需求的。

同样的问题，也在中国自主创新的各个产业领域中显现。拿中国的高铁来说，我国地域广阔，各地气候相差过大，既有东北的极寒天气，又有南方的持续潮湿，还有西北的大量风沙。海外具有高铁技术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处理如此复杂的气候条件，所以我们国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技术引进+自主创新的路线，这才有了今天的中国高铁。而保证我们日常生活的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这些宏大工程的背后，那些领先世界的自主创新技术，有很多都来自我们自身的本土化需求推动。有时候海外既有技术，并不总是能满足我们的发展，反而会成为限制我们发展的瓶颈。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只有自主创新，才能突破发展的天花板。

纵观中国云计算产业的发展，有两个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一是政策的扶持，二是需求的推动。

2012年，奥巴马总统签署开支法案，禁止联邦政府机构采购带有中国背景的信息技术产品。之后不久，棱镜门事件爆发，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对于自身信息安全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到云计算领域，可以浓缩为两个原则：一是所有中国的数据，都必须留在中国；二是所有相关的技术服务，都希望能够由中国提供。

2015年12月28日，工信部发布《电信业务分类目录（2015年版）》通告，调整后的目录中，云计算服务被纳入电信增值服务，在中国提供云服务必须按规定申请电信增值服务许可证。但截至2020年底，IDC和云计算业务仍然属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没有一家外国公司独立获得在中国运营的IDC牌照。微软Azure选择对国内厂商进行技术授权，由本土企业负责运营和销售，但遭遇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亚马逊AWS也因牌照问题在国内进展缓慢。这从客观上为中国本土云服务厂商的起步和成长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也构建了一个相对友好的竞争环境。

而在需求侧，中国社会高速信息化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数据，直接催生了中国云计算厂商的蓬勃发展。而这全球独一无二的数据体量，则给中国云计算厂商提出了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技术难题，使得中国厂商甚至没有买技术这条路可以走——必须坚持自主创新，才能解决本土问题。这是中国云计算在很短时间内就走上全球技术第一梯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很多人喜欢指责中国游戏的商业化，好像赚钱是一种罪过。可产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产业，不过就是一群人找到了用一件事赚钱的正确路径，并不断试图又好、又快、又持久地赚钱罢了。1972年，电子游戏之父诺兰·布什内尔创办了雅达利，做出了第一款能够验证电子游戏商业化可行性的游戏，游戏的原名叫“Pong”，机器被放在一家酒吧里，投币可玩，火到由于收了太多硬币，机器“不堪重负”，停止工作。这就是电子游戏产业的起点。

从1972年电子游戏产业的正式起步，到1994年中国第一款原创游戏《神鹰突击队》诞生，这中间经历了22年。这是整个电子游戏产业从诞生到长大成人的22年，其间经历了三代巨头、两次技术革命，还有一次产业中心的转移。

首先是两代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是从雅达利那种简单图形无卷轴无背景的电子游戏，发展到街机和FC（family computer，家用游戏机）的复杂图形有卷轴的电子游戏。画面技术的转变，伴随的是硬件设备从原始街机到小型卡带式家用电视主机的转变。

雅达利之前，人们根本没见过电子游戏，制造商们忽悠起玩家来，比30年后的中国页游厂商们都凶狠。1982年雅达利做了款大火电影《E.T外星人》的同名游戏出来捞钱，这个游戏的制作期只有6个星期，雅达利备了400万份卡带，但最终只卖掉150万份，剩下的250万份滞销卡带耗掉了巨额的制作和仓储成本，直接将雅达利拖得濒临破产，这就是游戏史上著名的“雅达利大崩溃”。这次冲击直接摧毁了美国的主机游戏市场。任天堂在几个月后的1983年7月，推出了划时代的FC游戏机，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红白机”。电子游戏的产业中心从美国向日本迁移。

第二次技术革命，是以任天堂FC这样的2D画质，发展到索尼PlayStation的3D画面，这伴随的是卡带式主机向CD主机的变化。

1994年，索尼和开发过《小蜜蜂》和《坦克大战》的NAMCO（南梦宫）合作了旗下第一代家用主机PlayStation。这是一台CD主机，同时期的任天堂还在做卡带主机N64，硬件性能被PlayStation完爆。这种主机性能的代差，让当时任天堂最好的合作伙伴SQUARE转投索尼PS，拿出了将PS硬件性能发挥到了极致的一代名作《最终幻想7》（FF7），任天堂帝国崩塌，主机游戏进入3D时代。

现在的玩家可能很难想象FF7在当时给游戏界带来的震撼，形象类比大约可以等于现在拿出一个游戏仓，跟你说“脑机”已经成真，你现在躺进去就可以直接体验什么叫真正的“肉身开团”了。你的第一反应可能都不是惊讶，而是骂它欺诈。而FF7发行的时候，中国人才刚刚做出自己的第一款原创游戏《神鹰突击队》。从1972年到1994年中国游戏错失的22年里，单机游戏的大半辈子都已经过去了，实际上中国游戏厂商错过了整个电子游戏产业的第一轮工业化，这给后来网游在中国的强势崛起、抢占市场，埋下了伏笔。

1994年4月20日，中科院以及北大、清华率先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接入了国际互联网。这是中国第一次进入互联网，这一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元年。这也是中国第一款原创游戏诞生的年份。历史总是有某种冥冥之中的必然，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游戏产业注定属于互联网时代，它们相伴相生，也相爱相杀。从1994年到2000年前后，国产单机有过一个爆发的阶段，出现过一大批完全可以和世界一流水准平起平坐，甚至领先世界水平的单机游戏。

《天地劫》《仙剑奇侠传》的剧情质量不亚于《最终幻想》。《秦殇》被海外媒体称为历史版《暗黑破坏神》；FPS游戏《大秦悍将》的品质被国际知名游戏媒体认为“足以对打Value的现象级作品《半条命》”；《流星蝴蝶剑》海外版《铁凤凰》则在2004年的E3游戏展上拿了“最佳创新游戏”，同年的对手是3A级别的《魔兽世界》和《光环2》。

但这轮爆发止于2000年前后。互联网浪潮之下，电子游戏作为一种数字产品，被破解的成本被大大地降低，被传播的效率则被大大地提高。人人都知道，中国单机游戏死于盗版，太多哗众取宠的媒体或者自媒体，将这一段历史说得好像“山寨”就是中国人的天性和原罪一样。然而事实是，全球的单机游戏产业，都在互联网技术的崛起浪潮中，受到过盗版产业的巨大冲击。瑞典甚至诞生了一个著名的民间反版权组织Piratbyrån，创办了后来的全球第一盗版网站“海盗湾”，上面包含了游戏、音乐、电影、剧集、图书等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盗版资源。这个组织为了能更好地规避监管，甚至一度试图募捐买岛，独立建国。

面临这样的局面，经历过完整工业化、在主机市场留下深厚积淀的外国厂商，选择依靠主机市场难以破解的优势，建立软硬件一体的闭环，用硬件提高盗版商破解成本，强行将用户留在正版生态环境之内。这就是2000年前后，全球主机市场迎来爆发性增长的核心原因。

同样的事情甚至不只发生在游戏产业，也发生在互联网冲击下，同样受到盗版困扰的传统音乐、电影电视和文学产业之中。其背后对应的是大工业时代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全成熟的唱片工业、电影工业和印刷出版业。苹果iPod联合多家唱片公司建立正版商店也是在这个时期，其最终成为硬件厂商和内容提供商对抗互联网盗版浪潮的过程中，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

但错过了整个单机游戏工业化时代的中国单机厂商，面前却根本没有这条路。2000年6月15日，国务院批准了文化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这就是著名的“游戏机销售禁令”。在全球游戏厂商都在试图用主机硬件生态对抗互联网带来的盗版狂潮时，这份《意见》直接禁止了厂商面向国内生产和销售电子游戏设备及周边零部件，彻底冰冻了中国主机市场的发展。

于是中国厂商们选无可选地走向了第二条路：网游化。

从性质上讲，单机游戏和联网游戏（包括端游和手游），其实根本就是两个物种：单机时代，游戏是一次性商品，买定离手，售后顶多也就是修修bug、打打补丁，良心地再出几个DLC（扩展包），而且DLC还是单卖的；联网时代，游戏则变成了一种服务。服务器维护，不断更新的游戏内容——新剧情、新任务、新地图、新职业，在生命周期以内的所有运营，都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

从性质上讲，卖产品和卖服务，并不存在谁更高贵一点。但从商业模式来看，卖服务显然比卖盘更加先进：只要你还在接受我的服务，我就一直有机会让你掏钱。拿网游的吸金能力对比单机，属于降维打击，水平根本没在一个量级。有很多玩家和从业者，甚至是行业分析师，都喜欢把中国游戏的问题，归于搞单机的都去做网游了，这种结论显得过于表面化了。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中国游戏产业起步太晚，错过了整个电子游戏的第一轮工业化进程，使得中国游戏产业面对互联网技术的冲击时，缺乏像海外巨头们一样有效的市场壁垒，最终不得不抛却单机市场，全面走向了互联网化。

《原神》横空出世之后，笔者曾经和许多游戏产业的从业者和投资人进行过交流，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原神》到底为什么成功？笔者的答案始终没有变：因为商业模式的降维打击。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知道目前游戏产业存在的几个趋势。一是目前海外包括EA、育碧、Rockstar、Bethesda等在内的各大传统单机厂商，都在给自家游戏添加更多的线上内容，游戏产业的深度联网化是大势所趋。

二是需求多样化的背景下，会有越来越多的厂商尝试开发“开放世界”类型的游戏，以融合更多元素，获取更多玩家，同时延长游戏寿命。这不仅会带来游戏体量的迅速膨胀，也会大幅提升游戏制作的成本投入和技术难度，对游戏厂商的项目管理能力、成本收益结构、人才和技术储备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是在物联网越来越发达的背景下，游戏作为一种内容产品，会越来越趋向于全平台化的数据互通，进一步走向终端融合。这条路走到最后，就是所谓的元宇宙。实现《头号玩家》式的沉浸式3D或许只是时间问题，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游戏厂商都在进行“脑机”相关的研究项目了。

中国大量产业都是从渠道变革中获益，对传统巨头实现弯道超车的。而现在，这个故事正在游戏产业重演。

如果把游戏划分为主机时代、端游时代、手游时代，你会发现游戏对于玩家的准入门槛，是一步步降低的。主机时代最为明显，厂商完全是有意识通过成本高昂的硬件，来构建自身竞争壁垒的。这个时代诞生的巨头从早期的世嘉、雅达利，到后来三足鼎立的任天堂、索尼、微软，首要的身份都是硬件提供商，然后才是游戏内容制作方。它们通过制造硬件，控制了游戏的发行渠道，进一步制定了游戏制作的标准和竞争规则。

到了PC时代，经历一度盗版横行的混乱过程后，最终跑出来的大型渠道平台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Steam、Epic；进入手游时代之后，承担渠道职能的则变成了各大硬件厂商的应用商店。苹果抽成30%的“霸道”，和国内各大手机厂商与游戏开发者之间的博弈故事都广为人知。

在渠道变革的大背景之下，原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大量中国游戏厂商，也开始在成本收益结构方面，出现更加适应时代的变化。如果将其和欧美大工业体系之下成长起来的传统单机厂商做对比，你可以很轻易看出其优越性。

举个简单的例子。2020年12月，跳票数次、万众瞩目的《赛博朋克2077》正式发售。但发售后的口碑很差，让这次发售几乎变成了一场灾难，官方公告道歉，PSN（play station store，游戏商店）下架，各大平台开启退款通道，制作厂商CDPR的股价也随之暴跌，甚至连经营实体业务的GameStop（游戏驿站）都开始支持实体版退款。这款游戏发售之前经历过数次跳票，以至于发售前一天从玩家到业界都还在祈祷“别再跳票”；但上线没到一周，这种祈祷就变成了惋惜，很多人开始感慨还不如再跳票3年，至少能把游戏做完。

但延长制作时间，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根据游戏制作方CDPR的财务报告，在《赛博朋克2077》发售之前，其主要营收依然来自2015年5月发售的《巫师3》和2017年发售的巫师系列相关卡牌游戏《巫师之昆特牌：王权的陨落》。作为“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的精品游戏公司代表，CDPR上市之后唯一还在推动的重点项目就是《赛博朋克2077》，除此之外始终没有拿出新的作品说服资本市场提高公司估值。从资金和成本层面考量，CDPR已经不可能在没有新作的情况下继续针对《赛博朋克2077》进行2～3年的高强度开发了。

换言之，就算玩家愿意再等3年，CDPR也等不起了。这个项目翻车的一大矛盾根源，就是构想中的《赛博朋克2077》体量过于庞大复杂，以至于到了任何公司都不太可能一次性完成的地步。

赛博朋克2077》设定中的夜之城总共包含七大区域：沃森区、威斯特布鲁克、市政中心、海伍德、圣多明戈、太平洲以及恶土，最终上线的时候，虽然七大区域都在，但内部完成度不够，大量店铺和NPC无法互动，商店商品也十分单调，这此一后续饱受诟病。

《原神》设定中的提瓦特大陆也有7个国家：蒙德、璃月、稻妻、须弥、纳塔、枫丹、至冬。虽然发布的时候一次性放出了七国预告，但游戏上线的时候才出了两个国家其中部分区域的地图。蒙德的雪山地图是在1.2版本放出的，第三个国度稻妻地图在2.0版本放出，其DLC（可下载内容）渊下宫上线于2.4版本，属于璃月的层岩巨渊DLC更是在2022年4月的2.6版本才正式上线。米哈游的创始人蔡浩宇说：《原神》花了1亿美元研发，但上线后的维护成本可能每年都要再花2亿美元，比米哈游过去3年开发的总成本还要高。

简而言之，米哈游利用游戏的互联网属性，将一个体量极为庞大复杂，甚至远超其当时资金和技术实力的项目，切分为数个版本小项目进行管理，构建了一个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成本收益结构，才做出了《原神》这个现象级的产品。

站在2022年的节点上看，大工业时代延续下来的游戏制作逻辑和成本收益结构，将会越来越难以满足未来体量不断膨胀，制作不断精细化、复杂化的大型游戏项目的需求。而一边发作品，一边赚钱，再用赚来的钱不断更新完善作品，实现项目资金的自我循环，则是属于互联网时代的成本收益理念。这与传统美式3A 大作的成本收益结构和游戏制作逻辑，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东西。即使很多中国厂商并非有意为之，但由于原生于互联网时代，这些企业的财务架构和项目管理方式往往从一开始就有着天然的优势。

但一款游戏若在中国的互联网时代下诞生，也意味着其将面临一场极其残酷的竞争。过去20年，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竞争堪称惨烈，而依托互联网建立的游戏行业，更是残酷到外国同行们无法想象的地步。以众所周知的“手游买量”来说，目前国内买量手游的注册用户成本已经飙到了60元以上，加上各种税和平台分成，一个用户进来，如果不充够100元钱，制作方就是亏钱的。如果再遇到分成比例更高的渠道平台，这个数字可能会飙到120～150元。小型手游公司一个月的买量成本基本都在百万元级别，占总营收的70%～80%。单机游戏再怎么花费时间、资源和金钱，投资成本还是有上限的。

如此之高的流量获客成本之下，国内的手游市场早已经不是印象中那种无脑躺赚的环境了，而是很快进入了比拼技术、美术、设计实力的阶段。从残酷竞争中跑出来的中国游戏厂商们多少都有一些堪称一流水平的硬实力在，同时还开发出了一系列新的商业套路，形成了一种用免费带来用户、用内容支撑付费的商业模式，这几年先后爆火的《明日方舟》和《原神》都是其中典范，其模式背后是一个产业从青涩走向成熟、从混乱走向有序的过程，其来路铺满了中国数以万计暴死的游戏和厂商。

除此之外，工业化较早、成熟度较高等原因，让海外主机和PC时代的游戏厂商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化的产业格局。这些行业巨头为了加大自身竞争优势，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热衷于利用终端渠道优势，不断加深各个平台之间的壁垒，以至于传统游戏厂商和手游厂商之间泾渭分明。相比之下，中国厂商没有经历过主机时代，又在很短时间里就从宽带互联网时代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各个终端平台的厂商之间并未出现商业取向上的严重隔阂，这就给未来的全平台数据互通和终端融合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海外在过去10年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手游厂商，比如做《部落冲突》和《皇室战争》的Supercell，做《太空狼人杀》的InnerSloth，做《怪物弹珠》的Mixi，还有《碧蓝幻想》和《偶像大师》的开发商Cygames。但这些以手游起家的厂商，普遍还没有开发“大型3D开放世界游戏”的技术实力，而有能力的传统主机大厂，又在商业模式上存在路径依赖，这给了中国厂商很大的机会。

如果说单机游戏产业的整套工业体系，是构建在主机之上的，那么中国游戏产业的整套工业体系，就是建立在互联网之上的，尤其是移动互联网

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文化还是美国文化。但实际上，在文学、戏剧、古典乐等领域，没有童年的美国毫无优势。其能够在文化领域击败欧洲的关键，是抓住了文化产业变革的机会，在转折的时代，通过技术商业模式的领先，塑造了新的大众流行文化。其中最大的功臣，就是电影。

电影在1895年诞生，最初是默片，是戏剧的廉价替代品。但美国恰恰是抓住了这个更廉价且更易流行的新的文化形态，主导了电影领域的一系列技术变革，第一次成功地对欧洲进行了反向的文化输出。那之后，好莱坞迅速统治了全球的电影市场，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通过电影这个新兴的文化产品被输出到全球各地，并占领人们心智的。

而日本的第一次大规模文化输出，形式上具有相似之处，且恰恰就来源于游戏：1982年雅达利大崩溃之后，创造了划时代的FC游戏机的任天堂崛起，用吃豆人+超级马里奥+塞尔达的游戏阵容，迅速占领了全球人民的心智。日本动画在西方的流行程度尚且有限，但日本游戏则在全球都具有极强的影响力，美国好莱坞至今都还在乐此不疲地改编“皮卡丘”“索尼克”和《生化危机》。是的，《生化危机》是日本游戏，《实况足球》也是。里约奥运会的东京8分钟里，站在C位串起整个演出也是马里奥，宝可梦已经占据全球IP价值排行榜第一位超过10年之久，根据2021年最新数据，其IP估值比第二位高出了100亿元。

而如今，以《原神》为代表的中国游戏，正在成为中国文化输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海外最大的游戏在线聊天平台Discord创办以来唯一一个满员频道就来自这款游戏，频道总注册人数73万人，其中日均在线人数超过20万人。后来Discord给《原神》开了二区，开区第一天人数就超过了14万。一手推动了华尔街拔网线事件的海外贴吧Reddit，也有《原神》区。且《原神》区至今仍占据了论坛第一活跃度的宝座，活跃人数峰值是7万人，《英雄联盟》一般只有3.5万人，就连搞笑版块的活跃人数一般也只在5万左右。你都能在Reddit上看到很多外国人进行汉服Cosplay，中国区的游戏周边在海外代购被炒到天价。海外玩家为了获得一手消息从YouTube摸到B站，并颇为得意地开帖做B站使用教程。还有一些帖子会探讨人物背后的中国文化，有时他们甚至为了避免翻译不准确，会直接使用中文原文截图；Youtube上还有人专门制作角色和地图名称的中文发音指导视频。

笔者曾经在提到TikTok时谈论，除了担心所谓的数据问题，美国政府其实更担心的是TikTok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App，有可能打破美国对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渠道的垄断，而文化影响力的输出是无法用数字去简单量化的。根据《2021年1—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2021年1—6月，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504.93亿元，同比增长7.89%，其中中国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国内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301.12亿元，同比增长8.3%，保持了国内市场八成以上的份额。按照这个数据推测，2021年中国游戏产业产值大约是3000亿元，这其实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产业，但它很特殊：它是文化产业。这意味着，虽然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确实很小，但它的衍生和联动效应会被数倍放大。

《原神》的巨大成功固然是个例，但也是一个号角。中国手游出海的成功率正在肉眼可见地提高，中国厂商正在逐渐找到收割外国韭菜的正确方式。以2020年来说，有37款中国手游在海外的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前30名的海外总收入加起来高达92.4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了47%。其中日本市场贡献了2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1%。如果说以前中国手游出海，还是打游击，搞突袭，那么到了2020年，这场战役已经进入了成规模建制之间的对战。

回顾中国游戏走过的路，其实相当具有代表性：虽然出于历史原因在大工业时代错失发展机会，未能成长出成熟的产业化经验，但却也留出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最终在渠道变革中找到机遇，开始飞速发展。

总结其关键：一是渠道变革红利，以及庞大市场所带来的驱动；二是率先拥抱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厂商普遍构建出了一套更适应目前游戏产业发展趋势的项目管理体系和成本收益结构；三是残酷竞争使中国的游戏厂商在商业模式层面进行了大量创新，跑出了很多独一无二的打法。

但这些优势背后，也不是没有问题存在。

首先，由于竞争过于激烈，中国游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非常痴迷于数值策划，不仅热衷于引导玩家消耗更多时间，还有着全世界最成熟的引导付费系统。但过犹不及，作为一种娱乐项目，过分强调付费引导，有可能走向竭泽而渔。

其次，中国游戏产业实际上缺乏上游如各类游戏引擎、渲染技术的核心技术，从人才到公司都缺，这是很可能会对中国游戏未来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同时中国游戏也缺乏像Steam这样的平台节点，对除了手游以外的传统领域的产业影响力依然有限。中国游戏产业想要真正占据价值链更加上游的位置，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一辆汽车的身上来感受一下工业软件到底是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一辆汽车的诞生，是从CAD（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开始的。当汽车公司决定生产一款新的车型，便会下达一份设计任务书，随即根据任务书设计草图。草图一旦通过，造型师便直接利用CAD软件开始设计车身形状，输出车辆的三维几何模型。另一种设计方式也和CAD软件相关，造型师们会用油泥制造一个车身模型，然后对这个模型进行测量，最后利用CAD软件结合实际的测量结果生成三维几何模型。有了三维模型，设计师们则可以利用多种CAE软件（计算机辅助工程）来对车身进行分析，包括但不限于分析车身的空气动力学、人体工程学、结构强度等指标。车身上的每一条弧线的弧度、挡风玻璃的倾斜角度等参数都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都是依靠CAD、CAE软件计算出的结果。

CAD、CAE就是工业软件家族里颇为典型的两类软件，而工业软件是一个庞大而繁杂的体系。根据其所在的环节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研发设计，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工程、计算机辅助工艺规划（CAPP）、产品数据管理（PD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电子设计自动化（EDA）等。第二类，生产制造，包括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PLC）、分布式数控（DNC）、集散式控制系统（DCS）、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SCADA）、高级计划与排程（APS）、环境管理体系（EMS）、制造执行系统（MES）等。第三类，运维服务类，包括应用性能管理（APM）、维护维修运行（MRO）管理、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PHM）等。第四类，经营管理类，包括企业资源计划（ERP）、项目管理（PM）、供应链管理（SCM）、客户关系管理（CRM）、人力资源管理（HRM）、企业资产管理（EAM）、知识管理（KM）等。

实际上，由于工业软件的体系过于庞大，目前业内对工业软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缺乏标准化的描述——根据工信部和业内人士的共识，我们只能说，工业软件是工业技术软件化的成果。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工业技术软件化研究报告》所言，工业技术软件化是一种充分利用软件技术，实现工业技术/知识的持续积累、系统转化、集智应用、泛在部署的培育和发展的过程，其成果是产出工业软件，推动工业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业软件实际上是利用软件技术实现对工业技术、知识、流程的永久固定和随时复用。举一个较为肤浅的例子以便于理解，在工业软件出现之前，操纵机床加工金属的技艺往往掌握在以“老师傅”为代表的高级技工手中，多年积累的工艺知识只能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教授给下一代的年轻工人。而工业软件出现后，一个普通人经过短期的培训就可以在工业软件的辅助下，利用数控机床制造出精确程度不输给老师傅的金属器件。

根据《中国工业软件白皮书》的归纳，具备以下两个要素的软件即可视为工业软件：第一，软件中的技术、知识以工业内容为主；第二，软件最终的作用是直接为工业过程和产品增加更多价值。因此，诸如Office、PS、微信、Windows操作系统等通用软件虽然可以在某些场合满足工业生产环节里的某些功能，但并不属于工业软件。

基于上述内容，笔者个人对工业软件的“定义”是：工业软件是对先前工业知识与技术的总结与存档，使之前无形的知识、技术变成可以长期多次复用的“工业工具”和“效率倍增器”——这些知识和技术既可以是设计环节里的灵感，也可以是制造环节中的工艺，还可以是管理层面的经验。

从发展史上来看，工业软件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当时积极研发工业软件的力量几乎都是欧美军工巨头：洛克希德、波音、达索、NASA。工业软件发端于这些航空航天企业或机构，正是因为这些实体代表了那个年代工业的最高水准，也因为这些实体生产的都是超音速战斗机、大型喷气式飞机、导弹、火箭之类的复杂产品，它们尤其需要工业软件来帮助进行产品的研发。

以高铁为例，高铁列车在行驶中会受到极其复杂的空气动力学影响——除了迎面的空气阻力，还有因为高速行驶带来的升力、横向力以及各种方向的力矩。除此之外，高铁列车通过隧道时还会遭遇强烈的隧道压力波，两列高铁列车会车时也会产生强烈的压力波——高铁的空气动力学问题甚至可能比飞机更复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科学合理地设计高铁列车的车头造型——不仅要满足美学上的偏好，也要满足科学上的要求。这就必须使用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来进行仿真分析，计算不同车头设计的空气动力学效果。

笔者认为，工业发展水平和工业软件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高等级的工业发展水平催生了工业软件的需求，发达的工业软件促进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越是高端的制造业，越能刺激工业软件的发展，也越需要工业软件。毕竟，工业软件，是设计、制造顶级工业品的基础。

中国工业软件仍旧存在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其一是“品类不全”，管理类工业软件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准，但设计和工程软件则几乎是空白。其二是“有点无面”，只在某些单点技术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没有领先的通用工业软件。

另外，中国目前95%的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仍旧依赖进口。国产设计软件只能满足一些工业机理简单、系统功能单一、行业复杂度较低的领域——国产CAD软件主要用在模具、家具家电、通用机械、电子电器等行业。

随着最近几年我国开始重视工业软件发展，加大对工业软件的投资力度和研发强度，中国工业软件发展迅速，一部分核心软件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拥有了一系列自主可控的工业软件产品。根据历史经验，工业软件水平实际是由工业水平决定的，工业软件的发展和工业转型同步。笔者认为，中国工业软件之所以会存在“品类不全”“有点无面”的问题，根源在于中国工业的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于先进国家。

从CAD和CAE软件来看，全球市场规模在86亿美元以上，60%以上的市场都被法国达索、德国西门子、美国参数技术3家控制，中国市场仅占7.3亿美元。即便在国内市场，95%的市场份额也被这3家和美国Autodesk控制。更不容乐观的是，国产CAD软件目前仍停留在2D领域，且即便是2D，国产化率也只有11%，主要应用在建筑、机械之类的中低端制造业。而诸如达索、西门子之类的高端CAD软件则都已经迈入了3D时代，被广泛应用在医疗设备、高端仪器的制造上。CAE软件方面，全球市场规模81亿美元，仍然主要由西门子、达索、ANSYS等海外厂商控制，国产化率不足5%。

在笔者个人看来，中国工业软件目前的局面仍然不容乐观。国产厂商在CAD和CAE软件的缺位只是表面，深层次的因素是中国制造业继续转型升级的客观现实——中国占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制造业产能，但中国工业软件市场只占全球工业软件市场不足10%的比重，这种“不匹配”，恰恰说明绝大多数中国制造业企业仍旧从事的是较为低端的制造工作，还没有发展到需要运用工业软件帮助生产的阶段。

华为的任正非在谈及芯片问题的时候说：搞芯片砸钱是不行的，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个方面努力，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站起来。这段话放在工业软件也是说得通的——高端工业软件是工业技术和知识的凝结，而工业技术和知识的底层则是数学和物理学——中国企业不重视基础研究，也就无法获得适合工业软件成长的土壤。

安卓的研发始于2005年前后，2007年对外公开，2011年才取代了老迈的塞班系统，变成了主流操作系统。在这13年的发展过程中，安卓系统进行了多次迭代。每一次迭代都解决了之前的不少问题，每一次迭代都让安卓的性能更加强大。到今天，安卓系统上的App已经足够丰富，手机市场上一切主流、非主流的App几乎都支持安卓系统。更何况，现在市场上还有更早发布、更成功、体验也不差的iOS，鸿蒙想要在手机上超越iOS同样也是难如登天。2020年才发布的鸿蒙，要靠什么才能在现在的手机市场上获得和安卓、苹果一样的生态呢？靠信仰吗？

所以，鸿蒙哪怕仅仅是“想”成为“第二个安卓”，都等于走向了注定失败的结果。鸿蒙如果想要成功，就不能再走别人走过的路。鸿蒙当然要把超越安卓作为自己的目标，但超越安卓并不代表需要成为“第二个安卓”。毕竟，“取而代之”的游戏，哪里有“开天辟地”有意思？鸿蒙当然没有走别人的路。

鸿蒙是一个属于2025年的产品，它本应该属于下一个10年。众所周知，安卓和iOS系统都是2010年前就已经开发出来的系统，哪怕它们现在已经经过无数次的迭代改进，哪怕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终端都是搭载着或安卓或苹果的系统，但是它们骨子里的底层逻辑其实还是为了4G网络时代的终端和App而设计的系统，更直接一点，它们是为了手机而设计的。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一台苹果手机和一台苹果电脑，两者之间如何实现深度的数据、资源甚至硬件共享？它们的操作系统在设计之初是否考虑过要实现这种共享？这里的共享指的不是“隔空传送”这样简单的文件传输，而是更加深度、更加具有想象力的共享。

在开发iOS和安卓的那个年代，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许多设备还只是实验室里的样品，甚至只是论文里的一个概念和假设。安卓和iOS虽然靠先发优势获得了丰富的生态，但也因为先发吃了大亏——硬件的发展太快了，新的场景太多了，老系统已经跟不上了。今天的很多平板、手表和车机的操作系统则大多都是从安卓和iOS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特化产品（LiteOS和Android Auto）——纯正的安卓和iOS其实并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些后来才出现的硬件。这种现象连苹果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初代iPad直接装iPhone OS系统，后来改成了iOS，现在又变成了IpadOS。面向那个年代的系统，终究是满足不了未来一个时代的需求。但鸿蒙不一样，鸿蒙属于“后生可畏”。鸿蒙诞生的时候，世界已经见到了5G的黎明，“万物互联”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技术方向，“打造全平台适配的系统”早就成了基本共识。后浪总是会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倒也不是因为前浪不行，只是因为后来者居上。

在了解鸿蒙系统为什么能够扛起“面向未来”这面大旗之前，我们要了解一些关于手机操作系统的基本知识。我们经常会听到人们说：“我手机内存不够了，我要把原来的照片删掉”或者“我的手机内存只有128G，想换一个256G的高端机”。然而，此“内存”非彼“内存”。上面一句话里的“内存”，只是内置存储器的中文简称，功能上相当于电脑里的硬盘空间，一般也被称为机身内存或者ROM（readonly memory，只读存储器），它能够长期保存数据，就算断了电，重新启动后数据仍然保留。而真正的“内存”，也就是相当于电脑内存条一样的东西，一般被称为运行内存或者RAM（random access memory，随机存取存储器）。RAM是没办法长期保存数据的，一旦断电，上面的数据就会立刻消失。操作系统也是软件，操作系统也是要占用ROM和RAM的。并且，一款操作系统占用的ROM和RAM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如果手机是一个人，那么ROM就是他的书柜，RAM就是他的办公桌。每天下班（关机）之后，他会清理干净桌面（RAM），但绝对不会同时把书柜里（ROM）的资料也给清空。苹果手机的iOS系统，一般占据5～10G的手机储存空间。购买一款64G储存空间的手机，去掉操作系统所占的空间，实际上往往只有50多G的容量来存放自己的照片、音乐和App。这一点，安卓机的情况也大差不差。早期的安卓系统就像是一个邋遢的上班族，工作中的草稿、吃剩下的外卖盒子（垃圾文件、缓存）都堆放在桌面上。当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必须手忙脚乱地去清理桌面，为此耽误了很多时间。

而iOS系统则像是一个讲究的人，吃完外卖一定会顺手把盒子丢进垃圾桶（自动清除缓存和垃圾文件），免得占用桌面的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早期安卓系统用了半年之后就开始疯狂卡顿的原因。不过，现在的安卓也讲究了，也能吃完东西随手收拾（清理垃圾文件）。处理速度已经和iOS不相上下。但不论是“不讲究”的安卓还是“讲究”的苹果，它们的桌面（RAM）上都会摆放一些永远不动的东西（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而这些东西，也会占据一定的桌面空间。这种把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放在办公桌上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宏内核”——在宏内核的操作系统中，重要的基本功能被集中在一起。这样的好处是想用什么伸手就可以拿，调用速度非常快。坏处则是如果有一个东西出了故障，别的东西也会遭殃——就像是办公桌上的水杯倒了，电脑和重要文件都可能被打湿。

鸿蒙和它们完全不同，因为鸿蒙是微内核操作系统。如果说iOS是个比较讲究的正常人，那么鸿蒙就是一个有洁癖超级完美主义者——在它的桌面上，只允许有一台不超过13英寸的笔记本电脑。和宏内核相反，微内核系统的内核非常简单。它只保留最基本的功能，其他的功能全部分散，需要调用的时候再启动。因此，微内核的操作系统仅仅占用极少量的RAM。对于不少手机来说，标明6G的RAM因为使用了宏内核的操作系统，实际的RAM往往只有3G。但如果是微内核系统，可用的RAM则会在5.5G左右。

同样的额定RAM，微内核却能够保留更多的可用空间，也就能节省下更多的计算能力。从理论上来说，不考虑镜头、外观和屏幕分辨率，微内核能够用较为低端的配置，实现较为高级的体验。但令人意外的是，现实应用中，微内核系统的效率却往往低于宏内核。形象来说：宏内核在办公桌前吃完饭，丢了饭盒就能抄起电脑继续工作；但微内核因为只在办公桌上保留了电脑，吃饭要到楼下食堂，吃完了才能上来工作。这就是微内核的一大弊端——应用程序和内核处于隔离状态，不同模块之间的通信往往需要内核来“搭桥”。具体表现就是：宏内核一点就开，微内核总是慢半拍。好在，根据华为在开发者大会上所公布的数据，鸿蒙系统的效率比国外的QNX系统和Fuchisia系统高3～5倍。

这就相当于让鸿蒙从一个洁癖患者变成一个有闪电侠能力的洁癖患者。虽然内核和应用程序之间隔了一段距离，但只要调用得足够快，体验上就仍然不卡——据悉，鸿蒙系统的响应延迟降低了25.7%，时延波动下降了55.6%。在结合5G的情况下，延迟问题可以进一步降低。这将让鸿蒙系统在工业和交通领域非常有前景。

模块化”是鸿蒙系统的另一大特色——“连接一切可能”，是华为对于鸿蒙系统的期待。这份期待背后折射的是华为的野心：一切能装系统的地方，都可能会装上鸿蒙系统；一切装载鸿蒙系统的设备，都会彼此连接。Windows对应X86 PC，iOS对应苹果手机，在4G时代，系统和硬件之间大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就是隔阂，这就是影响生产力的重大障碍。鸿蒙系统的愿望，就是要颠覆这种烦琐复杂的操作，实现多个终端的和谐共处——而和谐，Harmony，正是鸿蒙系统的英文名。

2019年9月10日华为EMUI 11系统的发布会后，不少科技数码博主都制作了关于EMUI的相关内容。其中被反复提及的正是EMUI所实现的手机和电脑之间的“互联互通”——手机聊天里的图片可以直接拖拽到电脑桌面上，在电脑上下载的电影也可以直接丢进手机的播放器之中。尽管演示中的电脑是Windows系统，手机使用的还是基于安卓的EMUI，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鸿蒙出世之后，这一切只会变得更加顺利。这就是微内核、模块化、分布式架构所带来的未来图景。手机和电脑之间可以彼此自由调动对方的资源，摄像头、键盘、桌面、屏幕、音响系统，成为一个个模块——用鼠标键盘打《王者荣耀》的日子不远了！

如果鸿蒙系统顺利落地，那么以后的生活中将充满各种“科幻场景”：搭载了鸿蒙系统的智能镜子和手机互联，早上刷牙的时候可以顺便在镜子上浏览当天的新闻。需要在高铁上写报告但电脑没有网络，就把手机和电脑相连，电脑直接调用手机的浏览器、微信等各种App。需要参加视频会议，就直接将手机和电视相连，手机调用电视的屏幕、音响和摄像头。

今天，拦在鸿蒙面前的最大阻碍，主要还是安卓和苹果用10年时间构筑的超级生态。如果鸿蒙系统无法构建自己的生态圈，那么最终仍旧会走向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场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的生死斗。双方争夺的是成千上万的程序开发者。新生的鸿蒙如果想在这场决斗中幸存，就需要让开发者们有简单方便的方式来编写适合鸿蒙的App或者把原来的App移植到鸿蒙系统中来。

和鸿蒙系统一起面世的“方舟编译器”就是这场生死斗里华为使用的武器。程序员在编程的时候，使用的语言五花八门。但对于各种硬件来说，它们只听得懂0和1。因此，如果要让硬件看懂程序员的命令，就需要编译器来作为翻译，将“程序语言”转化成“机器语言”。

这里就出现了两种翻译方式。一种是“同声传译”，也就是程序给出一个指令，编译器就翻译一句给机器。但这样的翻译方式效率比较低，准确度也很低。另一种是“一次性翻译”，也就是在系统中安装一个“虚拟机”，在程序安装或者系统空闲的时候，一次性把所有代码全部翻译完成。这样的效率很高，但安装时间比较长。

一般来说，这两种方式都能满足使用需求。但遇到“复杂动态语义”，事情就麻烦了。

静态语义错误的情况下，当你说错了一句话，编译器会直接告诉你：你写的不是中文。但如果出现了“动态语义错误”，传统编译器则会告诉你：你写的确实是中文，但是中国人也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在安卓系统内，传统的编译器就像是一个不太熟练的翻译，有时候很难把复杂的动态语义转换成“机器语言”，所以不少安卓机在系统内都设置一个“虚拟机”来进行模拟。

方舟编译器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问题。开发团队把方舟编译器调教成了一个身经百战的老翻译官，极大地提高了跨语言编译情况下的精度。所以，有了方舟编译器的加持，鸿蒙系统对于开发者而言就更加友好了。方舟编译开发难度大大降低，程序员们只管写，翻译不出来“算我”输。根据华为消费业务CEO余承东所说：使用方舟编译器，一款安卓应用仅需3天就可以转换为鸿蒙应用。

蒙系统的几种“超能力”已经显现出来了。微内核，节省了算力，降低了硬件门槛，让低端硬件也能产生高级体验（言外之意：智能家居、车载计算机等不需要顶级芯片的设备也可以实现流畅体验）。分布式，打通了不同终端，让数据可以自由流动，硬件之间可以彼此相互调动（言外之意：电视、电脑、手机、车机、平板将实现“深度共享”，这种共享甚至可以是硬件级的）。方舟编译器，能让各种语言编写的程序适配鸿蒙系统。

对鸿蒙来说，手机真的只是它的一个平台而已，鸿蒙要的是全局。

就只做一件事：卖衣服。

虽然“卖衣服”已经是一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行业，但这家神秘的公司偏偏就是把它做到了极致——投资圈里有句话说得好：“中国所有行业都应该重新做一遍”——不管这句话是否正确，但它的的确确在全球尺度上重新定义了“卖衣服”这件事。这家公司的名字叫SHEIN（希音），总部位于江苏南京，人们对它的评价很直白——“北美拼多多”。

“有毒”“上瘾”“停不下来”……SHEIN正在用一种中国人很熟悉的方式，在太平洋的那头收割着新鲜的美国“韭菜”。欧美市场对它的评价是“Shein is the future of fast fashion.（希音是快时尚的未来。）”

俗话说得好，“人红是非多”。网络时代的舆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所有人都说你好，不一定代表你火了。但如果有人开始骂你，那你八成是真的火了。这说明你不仅有粉了，甚至还有了很多黑粉。SHEIN有多火？火到它已经开始挨骂了。如果要我作类比的话，欧美人对于SHEIN的批评烈度，约等于中国人对于拼多多的批评烈度。

某种意义上，它俩可能真的算是“近亲”——中国人怎么批评拼多多，欧美人就怎么批评SHEIN。一些中国人对拼多多的印象是：低端、廉价、劣质。巧了，不少欧美消费者也是这么看SHEIN的。一些中国人觉得拼多多的用户都是些低学历、低收入、贪小便宜的小市民，巧了，不少欧美人士也觉得SHEIN用户都是只图便宜、没有格局的小屁孩儿。这么一来，说SHEIN是“北美拼多多”一点也不为过——不仅挨骂的烈度不相上下，而且被扣上的骂名也大差不差。

然而，骂声越大，越能说明一个事实：拼多多和SHEIN是真的火。SHEIN的经营数据，佐证了这个观点。2017年1月，SHEIN在美国的月活跃用户总计只有49万人；2019年1月，这个数字变成了112万人；2020年1月份，全美SHEIN月活跃用户变成了288万人；2021年1月，SHEIN在美国的月活超过了750万人。注意到了吗？每一年的数据几乎都在上一年的基础上翻倍。和活跃用户数一起增长的，是SHEIN的成交额。2017年，SHEIN的销售额只有10亿美元；2018年，这个数字成了20亿美元；2019年，这个数字成了50亿美元；2020年，SHEIN的销售额突破了100亿美元。同样，每一年的数据几乎都在上一年的基础上翻倍。

即便是再怎么看不上SHEIN的人，也无法否认SHEIN在商业市场上的名利双收。全球有1000多万用户在为SHEIN达成100亿美元销售额而买单，平均每10分钟就有一个网红在YouTube上更新有关SHEIN的穿搭视频。根据美国派杰投资公司的调查，SHEIN在西方精致女孩的心目中排行第一，而这个榜单的第三名，则是被很多中国“一线城市中产阶级”奉为“战袍”的Lululemon。

SHEIN的主营业务是卖服装，更精确一点，应该叫“快时尚”。不要觉得这些东西距离我们很远——中国一、二、三线城市中，绝大多数商场的核心店铺都被各种“快时尚”企业占据着。

这个行业的“祖师爷”是西班牙的ZARA。ZARA当年做的事儿很简单——让买不起PRADA的人也能穿上有PRADA味儿的衣服——专业点来说，快时尚的价值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最新的潮流服装设计投入生产，并以较低的价格向市场推广。

所以，快时尚的消费者要的根本不是衣服，而是“当前流行趋势和格调满足后的快感”。这种消费心态，给企业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第一，必须要够便宜，因为本来瞄准的就是那些“没钱又讲究”的消费者。第二，必须要够快，因为消费者追求的就是潮流，慢了就被别人抢走了。第三，必须要多样，因为必须要给消费者足够多的选择。ZARA当年的套路非常“野”——LV、PRADA之类的顶级品牌时装发布会结束之后，ZARA直接就把别人的设计抄过来，然后立刻开始生产。

最多只要3个星期，ZARA的服装就会从工厂生产出来，然后在48小时内，这些衣服就会出现在商店里。而传统时尚服装品牌走完这个周期往往需要半年时间。SHEIN出现之前，ZARA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瑞典H&M在这3个指标上做得无可挑剔，一度称霸全球快时尚市场20年。然后，SHEIN就来了。SHEIN把这行业彻底玩明白了，“便宜、迅速、多样”，这3个指标都被玩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新高度。

以欧洲的收入水平来看，欧洲本土的ZARA和H&M已经把价格做到了一个非常亲民的水平了。ZARA的老家西班牙，人均年收入在欧洲属于中等，大约是2.7万欧元，平均每月2250欧元。ZARA平均价格35.9欧元，最经常看见的价格是39.9欧元，H&M的平均价格26.2欧元，最经常看见的价格是19.9欧元。ZARA外套卫衣（hoodies）超过70%的价格都在35美元以上，H&M则有近80%集中在20～35美元区间。

按道理，这个价格已经算是很便宜了，估计欧洲人自己也感觉“差不多得了”，反正这么多年也都是这么过来的，早就便宜惯了。但是没想到，SHEIN来了，SHEIN上来就一套“军体拳”，把价格打到了个位数。设计不相上下，质量大差不差，价格只有你的三分之一，而且常年搞活动，动不动打折打到只要几分钱的地步……天天在免费的边缘疯狂试探，这让别人还怎么玩？！仅仅做到价格低，对SHEIN来说还不算结束，它甚至还有一套专门的程序帮你省钱——用30美元以下的预算，就能配置好一身的行头。在SHEIN上面花280美元，它能自动帮你搞定一整年的穿搭方案，然后把所有的衣服发到你家。

快时尚品牌必须更新得足够快——当年的ZARA作为行业标杆，更新频率是一星期两次，每年总计会推出2.5万款新产品。但SHEIN出现之后，一切都改变了——SHEIN每天都会推出700～1000种新的产品，每星期更新大约5万款新产品。因此，业内其实都对ZARA的未来表示悲观。ZARA并没有做错什么，它只是面对了SHEIN这样一个来自未来的对手。

在传统的模式下，ZARA和H&M已经做到了极致，没有人能比它们更快了。但以SHEIN为代表的“快时尚2.0”企业却从根本上对ZARA们形成了碾压——业内很多人都认为“快时尚零售”已经不足够形容SHEIN了，SHEIN应该被归为“实时零售”。

SHEIN的战术其实也很简单：现在大家都用手机了，那我就直接从App上搜集用户数据，分析出用户的偏好，然后在72小时之内完成设计；设计完成后，我立刻安排生产，但每个款式我就只生产100件甚至几十件。不为别的，就只是看看市场反应如何；最后，如果某个款式成了TikTok上的爆款，我就立刻扩大生产，而那些没有成功的款式，我直接放弃。

从开始设计到第一笔交易，传统品牌需要半年，ZARA需要20天，而SHEIN可能只需要5天时间。另外，SHEIN几乎没有实体门店，销售几乎全部来自网络。所以，就算把跨国快递的时间算上，SHEIN产品从开始设计到最后消费者穿在身上，中间最多只需要14天左右——换成ZARA，现在可能才刚刚设计完成。

SHEIN能做这么大，主要靠两个因素：一是靠珠三角的那些“幽灵工厂”，二是靠海外抖音TikTok。前者决定了SHEIN的供应链，是SHEIN低价和迅速更新的保证；后者决定了SHEIN的渠道，是SHEIN能火的关键。

先来说说“幽灵工厂”。简单来讲，因为有“幽灵工厂”的存在，SHEIN才能把服装生产搞成“点外卖”，所以它才可以做到“足够便宜、足够快”。SHEIN能撼动ZARA和H&M的地位，恰似美团、饿了么挖了传统餐饮行业的墙脚。在外卖行业里，除了有名有姓有门面的正牌餐馆，还有大量的“幽灵厨房”——临街的一个大门面，大门敞开，没有招牌、没有菜单，也没有服务员。你只能看到里面有厨师在炒菜，有帮工在切肉摘菜，但大厅里没有桌椅板凳，只有小山一样堆起来的包装盒以及一次性餐具。

这种幽灵厨房基本不接待上门的堂食客人，只接受来自各种外卖的平台订单。外卖的优点，就是灵活机动。这种灵活性的物质基础是外卖平台App——店家在上面能看到订单，骑手能看到派单，消费者能看到产品。本质上来说，外卖平台App其实是一个多方参与的订单管理平台。

SHEIN不同于中国所有服装企业的地方就在于此，它开发了一整套属于自己的软件，在珠三角地区建设了一个这样的“外卖平台”——SHEIN以保证市场销量为前提，给那些用传统管理软件的服装厂安利了SHEIN自己搞的订单系统，还教它们怎么让这套系统发挥出最大作用。而如果你想成为SHEIN的供应商，那么你必须安装SHEIN的订单管理软件。

于是乎，SHEIN自己就成了顾客，珠三角方圆数百千米内的数千家服装厂就成了它的“外卖商家”。珠三角地区，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服装厂都是SHEIN的“幽灵工厂”——当SHEIN需要快速生产某种服装的时候，它只需要像我们在美团、饿了么上面点外卖一样指派一家工厂生产就可以了。对工厂来说，它们什么都不用操心——只要按照SHEIN订单上的数量生产好然后发货即可。小工厂最怕订单不稳定，而SHEIN几乎把这些小工厂“包养”了，给它们保证了订单量，再根据数据分析，精确生产数量，减少了堆积滞销的风险。

抖音的海外版本TikTok，是帮助SHEIN成功的另外一个因素。作为一款常年盘踞在欧美手机下载量第一名宝座上的App，TikTok早就已经牢牢控制了人们的注意力。TikTok作为SHEIN主要的广告投放渠道，搭载着SHEIN杀遍全球。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全美的TikTok用户里有62%都是10～29岁的儿童、少年和青年人。这些人每天都要花费50分钟以上的时间来看TikTok上的内容。

年轻人喜欢快时尚，年轻人喜欢看TikTok，所以TikTok就成了SHEIN的主要投放渠道。其他占据欧美年轻人时间的App，不论是Instagram还是Facebook，SHEIN也都在上面布局。

在这个方面，SHEIN给钱也毫不含糊，只要是稍微有几万粉丝的网红，SHEIN照单全收。SHEIN进军印度的时候，一次性就谈好了2000个网红的合作；进军美国的时候，同样的套路，也在美国招募了数千名网红进行合作。SHEIN进入印度市场时策划了一个大学网红推广项目——你可以理解为让校花们先穿起来，然后再带动其他印度年轻人。

而根据SHEIN的合作模式，它对网红的基本要求是：在TikTok平台上有15万以上的粉丝。粗略计算一下，在人口只有3亿的美国，知道SHEIN品牌的人可能已经达到了1亿。最新的情况是，SHEIN已经把中国“网红直播卖货”的这套手艺全套照搬到了欧美。这套路，简直就是中国网红经济的美国翻版。一边是“点外卖”式的“柔性供应链”，一边是新兴社交媒体上的高强度传播，SHEIN在欧美市场的成功不是没理由的——以前是copy to China（复制到中国），现在是copy from China（从中国复制），毕竟，技术和思路，总是会从高水平的一端流向低水平的一端。

SHEIN在欧美市场上也遭遇了大量的批评。欧美市场对SHEIN最重要的指控就是“抄袭”和“过度消费”。2021年，一个名叫玛利亚玛·迪亚洛（Mariama Diallo）的艺术家在Twitter（推特）上发文表示：SHEIN以100%照搬的方式剽窃了她的服装设计创意。在Diallo之后，另一个叫Reclamare Ph的设计机构也在网上表示SHEIN抄袭了它的服装，并号召粉丝抵制SHEIN。另一家名为Sincerely Ria的品牌，也表示SHEIN不久之前抄袭了他们的连衣裙设计。

不过，被指控“抄袭”似乎已经成为快时尚企业必须经过的一步：ZARA、优衣库都是这么一路被批评过来的……全球范围内，你很难找到一个完全能够免疫“抄袭”指控的快时尚企业。另一个针对SHEIN的指控则是“过度消费”——一个叫Michkeenah的推特网友的言论被很多媒体采纳——他认为快时尚行业并非靠着那些在别处买不起衣服的人撑着，而是靠着那些纯粹仗着自己有钱而过度消费的人撑着，真正撑起SHEIN的人，其实是那些为了和网红保持一致而在SHEIN上花2000元卖衣服的人。

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指控都是皮毛而已。因为不论是“抄袭”还是“过度消费”，都已经是欧美市场上炒作多年的老话题了，每一个新品牌、每一款新产品的诞生，几乎都会面临类似的争论。如果你看关于SHEIN的东西够多，你就会发现，某些媒体甚至认为那些网红发的SHEIN服装试穿视频会导致地球毁灭——没有最离谱，只有更离谱。

在笔者看来，SHEIN是其内部出了问题。SHEIN所面临的本质问题是：在互联网技术的帮助下，SHEIN似乎正在向着过去那个“低价占领市场”的时代加速倒退。作为一家快时尚企业，SHEIN虽然靠着互联网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形成了“超低价格、超多品类、超快更新”三大优势，但这三大优势的最后落实却还是靠着珠三角地区的密集劳动力。

为SHEIN劳动确实给很多人带来了财富和收入，改善了那些从湖南、湖北、四川背井离乡而来的打工人的生活。技术好的话，每个月工资可以破万，比很多白领的收入都要高。

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万元工资的背后，却是巨量的劳动。按照当前市场上的主流趋势，以一件外套来看，负责衣领的工人缝制一个衣领能赚4元钱，普通工人每天只能缝制30～40个衣领，一天就是120～160元的收入，一个月最多也就5000元左右。

这也就意味着，服装厂工人如果想取得高收入，不仅要练熟技术，还需要长时间劳动——往往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不论是对身体还是心理都是一种摧残。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SHEIN可能正在走一条“产业降级”的道路——没错，利用互联思维和技术，SHEIN的确是打造出了成百上千个“幽灵工厂”，在珠三角地区编织了一个非常灵巧的生产网络，但从实际生产过程来看，SHEIN并没有带来生产技术的革新，反而更加追求低价格。

类似的事情，我们见过太多太多：外卖、滴滴、快递……互联网思维和技术的大规模应用确实提高了生活的效率，但这种效率上的提升在最终落实阶段依旧是靠着人力。SHEIN的销量与热度是真实的，但它的问题也是真的。在笔者看来，SHEIN是一个奇妙的个体，它有着2020年最先进的大脑和神经，但却长着80年代的骨骼和肌肉——一个浸透了互联网思维的企业，却仍旧在使用大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或许这就是我们需要进行产业升级的理由。这种现象的存在，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中国制造业的进步，应当永远在路上。

美国想要从字节跳动手里抢走的，到底是什么？先给出我们的答案：不只是所谓的“算法”问题，而是数据+获取数据的能力。关于为什么争夺的焦点并不是字节跳动所备受推崇的算法问题，我们后面再谈。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一件事：算法是什么。算法和程序，是两个概念。简单来说，算法就是“解题思路”，而程序，则负责把这个解题思路，翻译成计算机能听懂并执行的命令。

我们平时用来写程序的各种语言C++、Java、Python，就相当于英语、法语、温州话。但不管你用什么话来叙述一道题目，1+1=2是不会变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以一道简单的数学题来说，已知两个条件：a+b+c=1000，a2+b2=c2，求：a、b、c的所有自然数解。

题目不重要，我们有两种方法来解这道题。第一种，列举法，我把每一种可能性都列一遍，然后代入等式看是否成立。B站有一个Up主做过实验，这个算法在他的电脑上，跑出最终结果，用时共计1055秒，约合17.58分钟。如果你是人肉计算，可能要算到明天早上。

第二种，把c替换表示为“1000-a-b”的形式，然后代入等式求解；同样是这位B站Up主，第二种算法在他的电脑上，跑出结果的最终用时是：1秒钟。算法二是算法一的千分之一。

通常更好的算法，解决问题的效率更高，同时解决问题时所占用的资源更少。好算法如同“计算机界的袁隆平”，我一亩地上长出的粮食可以养活1000个人，你一亩地只能种出10斤粮食，可能连10个人都养不活，这就是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摩尔定律我们耳熟能详：每块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每两年就会翻一倍，这使得电脑运行更快速，储存空间更大。但很少有人意识到，驱动各类系统的算法也进步了——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在很多领域，算法所带来的进步，甚至超过了芯片所带来的进步。

站在这个角度，算法层面的优势，可以很直观地转化为一家商业公司的成本优势，这背后有惊人的商业价值。如果一家芯片公司可以估值超过1500亿美元，一家在算法领域优势巨大的公司为什么不可以？问题仅仅在于，字节跳动的算法真的领先到了独步天下的这个程度了吗？不用疑问，我们现在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人工智能领域，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算法能够领先到这个程度。也因此，美国人要抢的武林绝学，并不只是这套算法。

和普通人想象中不一样，字节跳动所依托的个性化推荐算法的基础架构，十来年前就是成熟的，这套基础架构从某种程度上讲毫无秘密可言。无论是头条、百度、谷歌，在中国、美国、欧洲、东南亚……几乎所有企业的个性化推荐系统底层的基础都差不多，甚至有相当多著名的基础算法，本身就是开源的。这种成熟，和两家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公司有关，一是亚马逊，二是Netflix。这二者对每一个推荐系统从业者，包括张一鸣，都影响至深。1998年，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决定通过算法，让计算机自动为顾客推荐相关图书。亚马逊将人类推荐和计算机推荐所创造的业绩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人类惨败。

计算机智能推荐的业绩，一度占到了亚马逊总体业绩的35%左右。亚马逊成为个性化推荐算法与商业化应用最成功的早期案例。2006年10月2日，Netflix宣布了一场彻底改变个性化推荐技术格局的算法大赛：Netflix Prize算法大赛。这次比赛，Netflix公开征集电影推荐系统的最佳算法，并承诺，第一个能把Netflix原有推荐系统Cinematch准确率提高10%的参赛者，将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那一年，北京的房价，还只有8000元/平方米。100万美元，你甚至可以在北京市中心买个1000平方米的豪宅，大小相当于两个半标准篮球场。这个竞赛后来被称为Netflix百万美元竞赛，吸引了全世界186个国家、超过4万个参赛团队参赛，大量经典算法在这次大赛中被开发出来，Netflix接过了亚马逊手中的火炬，成为个性化推荐引擎商业化应用的又一个代表。

那一年张一鸣21岁，刚刚从南开大学毕业，进了旅游搜索网站酷讯，做垂直搜索编程。我们无法得知这次大赛是否在年轻的张一鸣心中种下了什么火种，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家公司都算得上“开宗立派之人”，在张一鸣后来的采访和演讲中，也反复提到过亚马逊和Netflix。如今各大高校的推荐算法课程，都喜欢把互联网分为3个时代：分类目录时代、搜索引擎时代、个性化推荐时代。

分类目录时代的巨头是各大门户网站，搜索引擎时代的代表是谷歌和百度，个性化推荐时代的代表，在今天看来，是字节跳动。在Netflix百万美金大赛的6年后，2012年3月，字节跳动在知春路的一幢民宅里诞生。那时，市面上有相当多的新闻软件，其中不乏巨头，如腾讯新闻、网易新闻、搜狐新闻。所有新闻分发类的App，在应用端的呈现方式都相差无几。

但同样的外壳之下，今日头条却有着与其他对手迥然不同的底层逻辑和驱动力：AI。从某种程度上讲，字节跳动一开始，根本就没想做新闻。在那个主流还在招收移动端开发人才的年代，创立字节跳动时的张一鸣，招得最多的人，是机器学习算法工程师。他要做的，是一套人工智能领域最前沿的应用：个性化推荐引擎——不是图片、段子、新闻，也不是短视频，就是推荐引擎。但光有引擎是跑不起来的，总得把其他部件补全。底盘、车身、电气设备……做辆整车出来，才能开上路。那构建什么样的应用场景，分发什么内容才好呢？很简单：试！

亚马逊和Netflix能够被载入史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都是个性化推荐系统商业化应用的进程上，无法绕开的重要节点。这里的关键词，不是“个性化推荐”，而是“商业化”。在字节跳动创立的初期只有几个工程师的情况下，张一鸣就和这个团队一起做过数款App试水，这些App搭载同一套推荐系统，但分发的内容和应用场景各有不同，目的就是要找到市场反响最好的应用场景。后来，从这十几个App里跑出来的，是搞笑囧图和内涵段子。这两个当家App和其他试水的App，又共同支撑起了最初的今日头条

个性化推荐系统一般分3个部分：特征、函数模型、目标。锌财经创始人、前猎豹移动全球内容总监潘越飞回忆，猎豹当时和今日头条是竞争对手，不同的是，头条上来就用算法分析，而猎豹那时还在用人工推荐系统。那时头条的人均使用时长是20分钟，而猎豹的人均使用时长只有5分钟。后来猎豹开始使用基于纯热点的推荐算法，人均时长增长到了10～15分钟；使用了与头条类似的个性化推荐算法之后，很快超过了20分钟。猎豹后来花了三四个月，试图进一步提升人均使用时长，但最终，这个数据定格在了30～35分钟的区间，头条这时的人均时长已经突破了40分钟。

原因主要在于上述3个部分中的第一个部分：特征。要让一套算法给用户推荐最合适他们的内容，首先要让算法理解这些内容是什么。机器对内容的理解越准确，后期做匹配时也就越精准，整个系统的成长性和可拓展性也就越高。潘越飞说，在初期阶段，对于特征的理解，看不出太大的差异，大家跑得都很快。但越到后期，这种细节处理能力，就会慢慢凸显出来，最终造成难以追回的差距。当今日头条上了视频的时候，它的人均时长一下子从40分钟，提升到了1小时15分钟。

“猎豹放弃了这个项目。”因为从图文到视频，几乎又要重新做一套新的特征工程。这个工程量惊人的大，大家在评估之后发现：“做不到了。”但字节跳动不一样。还记得吗？字节跳动一开始的目标，是做一个“个性化推荐引擎”。金庸写《倚天屠龙记》里说九阳神功，是“天下诸派内功不出其籓篱”，字节跳动做的这套引擎，就想努力开发一套用之四海皆准的推荐系统架构。一如设计发动机，没有人会想要设计只有一辆车能用的发动机，我们都希望设计一台只要通过简单调试，就能装在所有车型上的发动机。

为了能够迅速试验迭代，找出更合适的应用场景，字节跳动用同一套推荐引擎，搭载过数款App进行试水，它的个性化推荐本就不是单纯为了图文形式而准备的。而当风口从图文转向短视频，字节跳动埋在血脉里的优势开始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抖音上线之后才开始追赶字节跳动，一切都已经晚了。

现在要回答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了：为什么字节跳动一直被推崇的算法，在这场抢劫中，并不是美国最重要的目标？很简单：因为抢走了也没用。个性化推荐系统的核心目的是两个字：预测。比如世界上第一个机票价格预测网站Farecast，它们就是通过分析行业机票预订数据，综合每一条航线上每架飞机上每一个座位一年内的综合票价纪录，来预测航班票价的。票价变动的原因有很多，但Farecast并不探究原因，只寻找规律。

我们说过，算法是解题思路，好的算法，可以节省时间和资源。但它最终决定的是效率，而不是准确率。决定系统推荐准确率的，是数据量。数据量越大，样本量越大，机器接受的训练量越多，最终做出的预测就会越准确。以Farecast为例，一开始这家公司预测的准确率并不是特别高，但到2012年时，公司积累了近10亿条价格纪录，其预测准确度就已经上升到了75%，平均每张机票可以节省50美元。

TikTok的先发优势，确保了公司对其他竞争对手保持着数据量级上的碾压。不管是Facebook，还是腾讯，巨头们的“钞”能力在绝对的数据量面前，都毫无疑问地失效了。即便是有完全相同的一套算法，包装成为另一个App和它竞争，也不可能达到同等的准确度。这就像练武，算法是见招拆招的武功招式，数据是经年累月的内功修炼。就算招式练给你看，内力不够深厚，你也发挥不出效果。自2012年至今，这套算法系统不断更新，字节跳动就像一个从出生起就不断修炼上乘内功的人，骨骼清奇，筋脉健壮，后天修炼的人很难追上它的进度。

骨骼清奇的你去参加天下武林大会，前武林盟主发现你天赋异禀，再这样下去可能要威胁他的盟主之位，于是决定防患于未然，想要挑断你的手筋脚筋，废你武功。但又看了一会，他发现你这武功玄妙，废了可惜，于是决定做一回“丁春秋”，用吸星大法，把你毕生所学都给吸到他自己身上。再不济，至少给你种个生死符，不管你武功多高，最后都要听命于他——这就是特朗普。有幸的是，字节跳动有一个足够强硬的师门，最终如何尚未可知。

如果说数据是这个时代的石油，那么以TikTok的受欢迎程度，抢走这家公司，就等于掌握了一条连接着全世界油田的输油管道。有幸的是，过去多年间，中国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们通过智慧和努力，让这个管道现在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不像半导体芯片和光刻机。2000年，微软研究中心的米歇尔和埃里克，为了改进Word中的语法检查功能，做了一项试验。他们首先选定了4种常见的算法。

一开始：A算法表现最差，准确率只有75%；B算法表现最好，准确率达到了86%；最佳和最差之间相差11%。接着他们开始给这些算法添加数据量。当数据量从500万个单词，提升到10亿个单词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彻底反转。A算法一跃成为最佳算法，准确率提升到了95%以上；B算法成为表现最差算法，但准确率也已经提升到了94%；最佳和最差之间相差只有1%。

这个试验结果意味着：即便算法不是最好的，只要我有压倒性的数据量，也可以在最终的准确率上和对手齐平。而刚好，我们的算法不弱，在数据量方面，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以2015年来说，我们每天可以从互联网上爬取到的中文内容的吞吐量，大约是600万条（图文），美国大约是200万条/天，全欧共计50万～60万条/天，印度共计50万～60万条/天。这意味着，一天中文内容的训练量，就超过了全球其他所有地区的总和。领先如此之多的“训练量”，要是放在热血漫画里，俗称：努力。

动漫男主们的出身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由自己决定；一个企业的起点，却可以由领先于时代的前瞻性思维所决定。乔布斯构建苹果产品矩阵的时候，核心的理念就是“数字中枢”，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更像是一种产品上的迭代。iPod可以过时，但基于这个理念很快就有了iPhone，每一个开创时代的现象级产品，背后都是一个领先时代的理念在支撑。欣慰的是，中国的企业也在努力用下一个时代的方式思考，做下一个时代的产品。比如华为鸿蒙，它做系统的逻辑就不是移动互联网的逻辑，而是物联网时代的逻辑。

你围追堵截，我可另辟蹊径；你废我武功，或许我不破不立。科技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我们不惧开放，但封锁也未尝不是我们的好机会。

毁掉国产奶粉产业的，其实不是三鹿。一个整天抽烟喝酒熬夜蹦迪纵欲过度的肥宅，背后早就有一千种疾病在对他的身体虎视眈眈。或许他最后会被某种疾病盯上，但我们都知道，杀死他的不是某种疾病，而是他自己那套作死的生活方式。

这个道理，放在当年国产奶粉行业上也一样。当年中国的奶粉行业实在太过于混乱无序，背后早就已经被种下了一千颗地雷。真正值得惊讶的不是为什么会有人丧心病狂地往小宝宝的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而是为什么中国奶粉产业竟然能拖到2008年才爆雷。毁灭中国奶粉产业的不是别的，正是当年中国奶粉产业自己的病态结构。2020年，全中国500头以上规模的牧场占比为54%。再往前推6年，2014年，这个比例只有30.7%。“三鹿事件”发生的2008年，规模以上牧场在中国市场上的比例，不会超过20%。

也就是说：全国80%以上的奶源，全部都掌握在小型牧场甚至散户手中。奶粉产业是现代食品工业的分支，现代工业的精髓其实就三个字——“标准化”。但在当年的中国市场上，一个奶粉厂的采购员出去采购原料奶，迎接他的不是有限的几家大型牧场，而是成百上千个小农场主和散养农户。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些“散养户”缺少严格的检测和质量管理程序，提供的原料牛奶质量参差不齐。

我们都知道，喝牛奶泡奶粉，喝的其实是蛋白质。蛋白质作为牛奶里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是我们衡量一款牛奶或奶粉好坏与否的重要指标。在以往的实际操作中，不论中国还是外国检验人员主要都是采用间接的“定氮法”来测定蛋白质。这种测定方法的原理来自蛋白质的化学结构：蛋白质必然有氨基，氨基必然带氮元素。在没人作弊的情况下，牛奶里的氮元素水平越高，就说明牛奶里的蛋白质水平越高。结果，偏偏就有人找到了“作弊器”——三聚氰胺。

三聚氰胺（C3H6N6）是一种用尿素加工而来的化工原料，价格极其低廉，一吨才不到9000元，但它却是目前人类认知范围内含氮量最高的化合物。只需要将一点点三聚氰胺加在牛奶里，牛奶里的氮元素水平就会飙升。所以在检测仪器眼里，“毒牛奶”的氮元素含量极高，看上去似乎“富含蛋白质”。

根据官方调查，正是一些本身牛奶质量不合格的不法奶站商贩为了蒙混过关，才往牛奶里添加三聚氰胺。虽然这些不法分子早已被正法伏诛，但中国奶粉产业的口碑也彻底砸了。后来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工业产品的水平和产业链整体水平正相关，即便99.9999%的奶农都是勤勤恳恳的劳动者，但没有规矩约束的千万散养农户作为一个整体，对奶粉产业来说依旧绝对是灾难——疏于管理的“小农”式养牛和“二道贩子”式的奶站，骨子里就不适合现代奶粉工业大生产。

荷兰乳品产业的“小农”也很多，但荷兰乳制品质量全球闻名。这不是因为荷兰人“仓廪实而知礼节”，而是因为荷兰对小奶农们实行了极其严格的“连坐”制度——工厂派出专人开着大罐车来找奶农们收购牛奶，每个奶农提供的牛奶都会被取样登记，更绝的是，取样设备上还装了GPS定位，能直接锁定农户家门口。荷兰乳制品协会（NZO）的安全制度包含了：实验室检测、协会突击检测、运输车驾驶员检测。一旦某个农户的牛奶出了问题，整辆车的奶就全部作废——肇事者还要赔偿其他人3天的牛奶产量，总计经济损失可以高达1万欧元。如果某家农场的牛奶一年内出了两次问题，那么不好意思，整个圈子都会知道你的劣迹，这门生意你就别想再做了。

当年的“奶粉大崩溃”，不仅是奶粉行业的垮塌，也是消费者信心的崩盘，更是中国奶粉落后的产业结构和管理水平被客观规律“教做人”的结果。很多人谈“三鹿”的时候特别喜欢往良心问题上引，笔者认为这样未免有点太简单幼稚了。当时中国奶粉行业的整体素养和监管水平都有大问题，出现恶性事件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病态的产业结构给中国奶粉埋了一千颗地雷，“三聚氰胺”只不过是碰巧被踩响的那个。就算当年中国的奶粉产业能躲开“三聚氰胺”，恐怕也躲不掉下一颗地雷。

制造奶粉的工艺并不算太复杂，简单来说就是向一个高温干燥的环境中喷射雾化的牛奶。水分蒸发之后，把留下的固体粉末收集起来，就成了奶粉的原料。所以，制造奶粉是离不开牛奶的。奶源，是奶粉产业的上游。奶牛是这里的核心资产。

养牛的门道，那可就太多了。开一家奶牛场，你不仅需要投入场地建设成本，还需要以每头2万～5万元的价格购买奶牛。然后，你还必须为奶牛们准备饲料、接种疫苗、请防疫站的兽医们过来给奶牛治病，最后为了能够“再生产”，你还需要给奶牛“保媒牵线”——要么采购冷冻的种牛精液，要么租借或者购买种牛。

另外，在中国养奶牛，还要面对很多其他的问题。首先，中国虽大，但不产奶牛。中国的本土牛都是老黄牛，主要用来拉车耕地或者吃肉。南方水牛奶倒不错，但数量太少且不能在北方生活。所以，中国奶牛只有两个来源：要么直接进口外国奶牛，要么让外国奶牛和中国本土黄牛杂交培育新品种。今天我们在国内见到的奶牛，基本都是近代以来引进的荷兰荷斯坦奶牛和中国黄牛杂交生产的后代——“中国荷斯坦奶牛”。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奶牛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奶牛品种，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作为奶源核心的奶牛上没有太多的选择权。

没有选择权的话，很多时候也就只好妥协了。相比起欧美发达国家的奶牛，中国奶牛的问题不小。第一，单产不足。中国一头奶牛一年的产奶量只有4500千克，而世界平均水平则是6000千克，欧美发达国家的奶牛单产可以突破8000千克。不过，这个问题最近已经得到了很大的突破——头部畜牧企业在技术加持下，奶牛单产已经可以达到1万千克，超越欧美，但小型企业的水平还达不到这个级别。

第二，种公牛落后。中国目前还不能大规模培育种公牛，90%的种公牛都依赖进口。个别地区的种公牛数量极度萎缩短缺，接近断档。奶牛不怀孕就没有奶水，怀的不是优质品种，下一代的产奶水平就会大打折扣——种公牛的存量直接影响中国的牛奶产量。

今天的婴幼儿奶粉基本上都是“配方奶粉”。而配方奶粉的黄金标准则是天然母乳。对婴儿来说，牛奶的营养是完全不够的，母乳中含有对婴儿发育至关重要的DHA、乳铁蛋白、核苷酸、牛磺酸等物质。所以简单来说，所有奶粉厂商的任务就是利用现代科技，设计各种配方，还原一个不论是营养成分还是口感都无限接近于母乳的产品。

于是，越接近母乳的产品，配方也就越强大，配方越强大，价格自然也越高——配方的研发能力，成为奶粉厂商击败对手的核心竞争力。

销售渠道，是产业链的下游，母婴店是当前的核心。在目前的中国奶粉市场上，母婴店是毋庸置疑的核心销售渠道。2018年的时候，从母婴店里卖出去的奶粉就已经占到了总体的一半以上——100罐奶粉，有52罐都是从母婴店里卖出去的。与此同时，因为特别简单方便，电商渠道也成为奶粉销售的重要途径。母婴店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奶粉销售的核心渠道，是因为它最专业——母婴店能够给“宝爸宝妈”提供较为专业的奶粉知识，消费者的体验也非常舒服。而且，母婴店的奶粉品种也比较丰富，给了消费者很大的选择权。

商场超市在专业性和服务质量上被母婴店吊打，在便利性上被电商网购吊打。在这个逻辑下，传统商超渠道在奶粉销售上的衰败就显得非常自然。

我们可以把中国奶粉产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前三聚氰胺时期，三聚氰胺时期，后三聚氰胺时期。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前，国产奶粉靠着便宜的价格牢牢占据主动权，控制了95%的市场份额——直观的印象就是：90后、95后几乎没人吃过进口奶粉，00后里也只有少部分吃过。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国产品牌彻底失去信任，放任外国品牌长驱直入。“三鹿事件”发生的2008年，中国总计进口“洋奶粉”14万吨。次年，这个数字突破了31万吨；又过了一年，2010年，进口奶粉突破48万吨。到了2011年，“洋奶粉”的攻势已经不可阻挡——仅2011年上半年就进口了超过30万吨“洋奶粉”。对于10后的小朋友来说，吃“洋奶粉”长大才是常态。

每一次事故的背后，都有上百次发生事故的隐患”

根据分类，所谓化妆品，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护肤品类、彩妆类和香水类。其中，护肤品因为受众人群基数远高于后两者，分掉了75%左右的市场规模。国产化妆品不是没有辉煌过，20世纪80年代，彩妆和香水的品类在中国还没有太大的发展，中国的护肤品市场则基本被国产品牌所占据。90年代出生的人几乎都能脱口而出一句“大宝天天见”。大宝、小护士、丁家宜、美加净……这些如今看来年代有些久远的名字，不仅和大白兔奶糖一样是一代人的童年记忆，还曾经统治过整个中国化妆品市场。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品牌与国际大牌之间近乎无从追赶的差距，但如果将时间拉回到19世纪的末期，中国人在化妆品行业上的开端，其实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人。1898年，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民族化妆品企业广生行成立。广东商人冯福田给广生行定下的经营理念一共有10个字：广德，厚生，聚人心，行天下。每一个字都透露着旧时老派商人的儒雅与责任感。

那时的化妆品某种意义上还属于奢侈品，只有外国人和上流社会名媛们才买得起，而广生行的出现打破了这个格局。1905年，广生行推出了“双妹牌”花露水和雪花膏。双妹雪花膏的诞生时间和国际知名品牌基本保持在了同一时段，让这一品类发扬光大、享有盛名的旁氏雪花膏只比广生行的双妹牌早了一年。而“花露”二字，取自欧阳修《阮郎归·南园春半踏青时》中那句“花露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当时颇具盛名的上海中西大药房，研发出一种装在绿色玻璃瓶里的花露水，logo是一个拉着舞衣款款答礼的女孩。产品被命名为“明星花露水”，随即成为风靡上海的国产香水。

直到40年后，战时的西南气候炎热、蚊虫太多，这才有了后来主打消毒、驱虫等功效的特效花露水，这一产品线分支被保留至今。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11月12日，上海沦陷。广生行整套供应链都建在上海，因此过得格外艰难。创始人冯福田南下广州，最后去了香港重起炉灶。广生行一分为二，香港那一脉早早在联交所上市，把业务集中在了香港和东南亚，不再专注化妆品行业，而是做起了地产和金融。

上海这一脉在战火中举步维艰，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之时，才与上海明星厂、东方化学工业社、中华协记化妆品厂等著名工厂，合并组建了上海明星家用化学品厂，这就是后来的上海家化。今天说上海家化，可能知道的人很少，但如果我说“美加净”，知道的人就会多一点；说“佰草集”，知道的人就会再多一点；说“六神”，那就几近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这三个品牌都有同一个“妈妈”：上海家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企业统治中国市场的时代，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一步步推进，外国化妆品开始进入中国，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1981年，北京市友谊商店、北京饭店等9家大型商场、饭店开始销售日本化妆品品牌资生堂的化妆品、香皂、牙刷用具等产品；1985年，美国护理品牌强生进入中国；1989年，美国护肤品牌OLAY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1990年，美国护肤品牌雅芳投资2795万美元成立了中美合资的广州雅芳，正式全面入驻中国市场。1995年，外资彩妆品牌美宝莲进入中国市场，并于广州设立了其在中国地区的第一个专柜，彩妆热潮逐渐兴起。1996年底，法国化妆品品牌欧莱雅正式进军中国市场，并于1997年在上海成立中国总部……

资生堂、强生、雅芳、欧莱雅……日本、韩国、美国、欧洲，全球最具盛名的化妆品企业纷纷跑到中国“支起了麻将桌”，而它们“赶走”中国玩家的方式也十分“朴实无华”：拿钱砸。

2002年开始，高端市场增长率放缓，外资品牌开始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和品牌优势，大肆收购中国的本土品牌，从而切入中低端市场，进一步实现本土化战略。这一年大宝和小护士分列中国护肤品市场的第一名和第二名，排在它们后面的是为了更接地气把品牌名换成了“玉兰油”的OLAY；除此之外，国产企业中丁家宜的市占率也在前10，高端市场上中国品牌羽西名列前茅。

然而，2003年和2004年，欧莱雅先后收购了小护士和羽西；2008年强生收购了大宝；2011年，法国科蒂收购了丁家宜。海外巨头直接用收购解决了本土对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欧莱雅对小护士的收购。彼时的欧莱雅在中国的销售额仅有15亿元，主要限制有两个：一是缺乏大众护肤品类的布局，二就是渠道终端过于依赖百货商场。而小护士本身就是典型的大众护肤品品牌，又在全国拥有28万个销售网点，自带庞大销售网络。

收购后，小护士的广告大幅削减，专柜陆续被撤，产品反而从自身庞大的销售网络，逐渐走向了欧莱雅传统的渠道终端：百货商场。路径相反的是欧莱雅旗下的自有大众化妆品品牌卡尼尔，被收购后，小护士的渠道直接为卡尼尔服务，小护士的销售额不断下跌，卡尼尔的销售额和市占率却不断上升。外界关于欧莱雅收购小护士是为了给卡尼尔“清场”的猜测从未停止，欧莱雅中国也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否认，但无论嘴上怎么说，被收购的小护士，的的确确是被玩废了。

大宝算得上其中比较幸运的品牌，保留了厂牌和独立运营，发展一直十分平稳，但其品牌也已经泯然众人；美加净被曾经辉煌的上海家化买了回来，可上海家化自己却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控制权争夺战，高层与股东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层出不穷，企业也被内耗拖累得无暇他顾，七年三换掌门人，业绩迟迟没有起色。

在并购之外，耗费巨资的广告营销铺开，没见过这个架势的中国企业纷纷在海外巨头们撒钱式的广告之下节节败退。无数品牌被这场以资本为基石的血腥竞争干脆利落地干掉，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之中。对于中国化妆品来说，一个优秀的开始之后，是一场战火中的举步维艰，进入和平年代之后，中国企业又在压倒性的“钞能力”面前被打得几乎没了还手之力，直到2016年。

从1898年广生行成立到2020年新消费里的美妆品牌代表完美日记到纳斯达克上市，这中间经历了风云变幻的122年。其间中国日化品牌经历了毫不逊色于国际水平的惊艳开端，受困于战争年代产业被摧毁的艰难与痛苦，也走过改革开放后被套路繁多满是陷阱的合资、入股、并购忽悠得一地鸡毛的弯路，才终于走到了天翻地覆的渠道变革的风口。

这中间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资本运作，另一个是产品研发。

日化产品作为消费品，其对供应链、渠道、营销等方面的需求，和产业成熟后以不断进行品牌并购为主的扩张方式，决定了其发展对资本运作的高度依赖。就拿20世纪90年代开始那些被吞并掉的中国化妆品企业来说，表面上似乎是竞争理念和商业经验的差距，根源上还是中国不足够强大的经济底盘和中国脆弱落后的资本市场。

举个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例子，今天你能在各个媒体上看到中国的企业打出对标海外企业的“名号”，比如瑞幸是中国的星巴克，爱奇艺是中国的Netflix，完美日记是中国的欧莱雅等这种对标的口号，其实基本都出自中国品牌背后的美元基金的手笔。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在一级市场，尤其是VC领域，人民币基金一直都占比较低，话语权也不高，这就使得国内这批新兴企业在寻求融资的过程中，必须要讲美元基金听得懂的故事才行。美国人可能不懂完美日记，但一定懂欧莱雅；可能不懂B站，但总会懂YouTube；可能不懂阿里巴巴，但是必然知道亚马逊。但问题是，这种对标实际上是在磨灭中国品牌身上的中国烙印，淡化了中国本土发展过程中的需求和故事，对于中国消费品牌的建设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

除此之外，作为消费品企业发展的核心，品牌建设也并不等于品牌营销，它是一个多方位的工程，最大的核心永远都是产品。而产品背后，则是完整的上游化工业配套体系。

今天几家上市的国产美妆品牌的研发投入，基本都只占到了总营收的1%左右，研发人员占比也普遍低于海外巨头。上游更是缺少巴斯夫这样的化工业巨头，在香料、添加剂等领域差距巨大。仅从这个层面看，国货美妆的崛起也不可能现在就到来。但回顾经济人口增长和文化自信这两样日本化妆品行业崛起时最重要的推动力，我们都已经有了。国货美妆崛起的契机已经摆在了面前。完美日记的联合创始人陈宇文曾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有机会能成为中国美妆集团里比较领先的一个集团，其实我们并不想成为什么中国的欧莱雅，我们希望能成为世界的完美日记。”我们也希望国产企业都不再需要成为中国的某某，而是都能成为世界的“中国风”。

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和韩国是医美产业最发达的两个国家。美国医美产业比中国的医美产业早诞生50年，如今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韩国医美产业相对中国也起步较早，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仍停留在韩国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00年代的水平。近些年来，中国医美产业发展迅猛，但仍处于成长期，还有很多没有补齐的短板——整体来看，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10年的差距。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医美=医疗美容；整容≠医美。医美，就是用医学手段来对人体的外表进行修复和重塑，让人变得更好看。容貌是先天的，美丑妍媸，各有定数。但医美产业的出现，让美貌这种“命运的馈赠”成为货架上人人可以购买的商品。

在古代，这就是“逆天改命”。现代的医美产业已经非常发达，随着医疗科学的进步，人类对“美”的掌控也越来越深入：眼睛没有神采？有眼睑整形术，俗称“割双眼皮”；五官扁平？有隆鼻术，如果觉得填充假体不自然，还可以做“肋骨鼻”。

当然，上述的种种都属于手术类的医美项目。这类项目阵仗大、风险高，一个不小心就有毁容的风险、登上法制节目被全网群嘲的风险；而且花钱多，动不动就要几万、十几万元。总体来看，这类项目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安全方便的非手术类医美项目，才是当前的主流。比起“动刀子”的手术类项目，非手术类医美项目便宜、安全、短时间内还可以随时调整，自然而然就成为消费者的第一选择。

最妙的是，非手术类项目的疗效并不长久，大多只有不到一年的有效期。等你慢慢体会到医美带来的各种福利的时候，它的效果也在慢慢消散。消费者自然而然地会选择复购。

半永久、玻尿酸、微雕和线雕……这些渐渐随处可见的名词，就是医美行业全方位渗透的结果。

中国医美市场的迭代发展

中国的医美行业在疯狂地扩张，这种扩张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并且将继续扩张很多年。中国医美产业扩张的动力，来自社会对于美貌的追逐。从2012年到2019年，中国医美市场的规模扩大了6倍。中国人越来越有钱，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有钱之后，自然是要把钱花在提升生活品质的地方。于是，数以百万计的男男女女选择了医美。

巧的是，与此同时，在中国医美行业增幅最大的那几年里（2015—2018），抖音、快手、B站也在急速发展。短视频经济的重要分支是“网红经济”，“网红经济”的重要分支是“颜值经济”，“颜值经济”的代表就是一夜爆红的“温婉”，“温婉”本人正是医美行业的资深VIP客户。那几年，“颜值”成为中国互联网世界的“超级印钞机”。只要你颜值足够，在抖音上跳一曲简单的舞蹈就能收割上亿流量，在直播间里随便聊聊天就能在一夜间收到价值数十万的礼物，接着就是变现、带货、上热搜，一气呵成，训练有素，成为“网红中的豪杰”。

长得漂亮就有钱赚，于是，年轻男男女女为“颜值”付费的意愿空前高涨。

2018年，中国医美产业的消费者数量接近两千万，仅在20～30岁的区间里就有1000多万人，而全中国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也就只有2亿上下。

但在一片繁花似锦的背后，中国医美产业也暴露了自己的“底气不足”。

面对千万级的医美消费者，中国的医生不够用了。每10万个韩国人里，有9.3名整形医生；每10万个巴西人，有2.6名整形医生；而每10万个中国人里，只有0.3名整形医生。

如果我们用产业视角来看待这个数据，能够轻易地得出结论：中国医美产业的“产能”严重不足，以至于每一个医生都在全负荷、满功率运转。产能不足，就要补。公立医院的整形医生，显然满足不了医美的需求。于是，成千上万个民营医美相关企业随风而起。不过，在目前的市场上，一名正规的整容医生每年的收入可达百万元，很多“野鸡医美”出不起这样的价码，所以就只能雇用那些同样没有资格的“野鸡医生”。

经过这么多年的野蛮生长，中国的医美产业终于走到了世界前列。如果把那些不太正规的医美机构一起算上，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医美市场了。只是这样得来的第一名真的好吗？至于为什么大家觉得韩国医美行业更发达，这主要还是渗透率的问题。

比起中国同行，韩国医美产业的手伸得更长、赚得更多。以区区5000万人口，硬是做到了和我们一样的市场规模，人均消费更是完全碾压。

中国医美产业的确庞大，但实际上却脆弱不堪。在医美产业链上，上游是培养职业整形医护人员的院校和器材、耗材生产商，中游是各种各样的医美机构，下游则是各种医美信息平台。除了下游，上中游的发育状态都不太令人满意。

先来说中游的医疗机构。中国的医美产业和“网红经济”“颜值经济”有分不开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只要“网红经济”还能提供红利，医美行业的饭碗就能继续端下去。不过，和“网红经济”关系太过于密切的产业大多也都沾染了一些“通病”，这一点，医美产业也不能例外。这种通病，叫作“浮夸”。什么是浮夸？吆喝大于本事，就是浮夸；光说不练假把式，就是浮夸。“网红经济”下的不少产业都难以摆脱“浮夸”的风气，毕竟，网红们和网红店们都是靠流量吃饭的。

于是，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那些和“网红经济”关系密切的行业里，十个有九个把成本大头花在了“营销推广”上面。收割流量、争夺客源，才是这些产业最专注做的事情。

对作为行业中间环节的医美机构来说，情况也大差不差。2019年，从平均数据来看，中国医美机构30%～50%的成本都花在了获客和营销上，而医疗服务方面的成本只占15%～25%。硬件方面，药品和器械的成本也仅仅占到20%。

在医美机构30%～50%的营销推广成本中，最低六成，最高九成，花在了传统广告渠道上面，互联网平台的引流则相应只占了一到四成。不过现在更多的机构都在向互联网平台迁移，传统渠道的权重正在慢慢下降。

事实上，营销费用的占比足以影响一家医美机构的盈利能力。和香港的医美机构进行对比，结果就非常明显了：内地的医美机构的营销费用占比平均达到了34.86%，而香港医美机构的平均占比只有9.48%。

对处于中间环节的医美机构来说，问题不仅仅是“过度营销”这么简单。更大、更致命的问题出在了从业人员的资质上。改变容貌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由于正规机构的数量和价格仍然无力满足，那么就必然催生出各种没有资质却吹得天花乱坠的“野鸡医美机构”。

“野鸡机构”的“野”，已经突破了想象力的底线。众所周知，正规大学的医学本科要读5年。而“野鸡医美机构”的“医生”的培训，甚至不到5天。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女孩，在看到医美产业的商机之后，毅然花费了数千元的巨款和几天的时间，跟着“导师”开始学习注射玻尿酸、埋线和注射肉毒素的手艺。在她为期几天的“培训”之中，他们上午学了手艺，下午就在同一批学员身上开始了实操。“培训”结束后，小妹顺利地从草台班子手上拿到了“草台班子证书”，算是正式出师，然后租了个房子也搞起了属于自己的草台班子。

在“导师”的指导下，她学会了从社交媒体拉客到宰客的“全流程SOP（stand and operating procedure，标准作业程序）”——把低价买来的垃圾材料，提10倍价格后注射给用户。医美行业的“颜值经济”让小妹脱离了打工生活，顺顺利利地年入百万。某些“野鸡机构”还会对消费者使用“幽灵整容”的套路，手术前说是资深的名医来主刀，实际站在手术台面前操刀的，可能是一个完全没有资质的水货医生。

再来说说上游的器材厂商。器械、耗材、仪器的生产商，是整个医美产业链的上游玩家。尽管医美行业的毛利率很高，水非常深，但是上游硬件供给的价格仍然会对最终的服务价格产生影响。

医美产业所需要的耗材种类繁多，常用的有以下几种：填充修复皮肤用的透明质酸和胶原蛋白，用来去除皱纹的肉毒素，用来填充假体的硅凝胶、膨体聚四氟乙烯等等。然而，这些耗材的市场尽数掌握在欧美厂家手中，比如，美国BOTOX掌握了全球80%的肉毒素市场。

好了，问题来了，是因为我们生产不出来这些耗材吗？

怎么可能？硅胶、肉毒素和胶原蛋白又不是光刻机，中国怎么可能生产不出来！中国医美耗材厂商丢失市场，根子在于我们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就没有信誉可言。毕竟是要花几千、几万元打进身体里的东西，谁也不希望它来路不明。绝大多数的医美耗材在国内都有相应的厂家可以生产，而且保证物美价廉，价格能便宜一半。但是我们没有“标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没有开发属于自己的、公开的“质量认证体系”。

好在我们现在也已经颁布了很多医美行业的管理方法和行业标准。国内成熟的药品耗材企业也逐渐出现了，典型的厂家比如复星医药、华熙生物。医美器械方面，我国仍然在追赶中。医美器械是医疗器械的一个分类，美国作为医疗器械行业的顶尖玩家，在医美器械方面自然也是老大。世界前9名的医美器械厂商中，有4家来自美国，3家来自以色列。

其实，国产上游厂商没有发育起来的锅，一部分要甩给不健全的评价体系，但主要还是要甩给中游的医美机构和资本。中国正规的医美机构只有1万家，不正规的倒有8万多家。正规市场需求不足直接让上游的正规厂商丧失了发展意愿，也让正规厂商在价格上没有了竞争力。原价几十万元的进口医美器械，山寨产品只要1万元，而且和“山寨运动鞋”一样可以贴标，甭管是GE还是西门子，想怎么玩都可以。

这么一对比，黑心作坊几乎没有什么负担：反正都是假冒伪劣，卖一个回本，卖两个赚了，卖三个血赚。于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故事就开始了。鉴于上游材料、器械厂商的窘境，投资者也不会有什么兴趣。转身再看看下游疯狂的消费市场，任何具备专业素质的投资人都知道应该选什么，在早期就布局上游产业的，要么是心怀天下，要么啥都不懂。所以，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更多资本冲进了下游的医美App，毕竟只有占领了千万计的消费者，才算是吃到了“颜值经济”带来的医美产业红利啊。

上游厂商啥时候能起来？恐怕只能等到产业成熟了。美国的发展基本上也是这么个套路——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疯狂增长之后，2004年开始，美国上游医美厂商迎来了自己的“红利期”。

最后是下游的医美平台。在看了上面的内容之后，我们对于中国医美行业存在的问题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技术上并不存在“卡脖子”，上游的压力并不大，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消费者和医美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急于改善自己的容貌，但同时也被那些骇人听闻的“野鸡医美”吓得花容失色，正规的医美机构也“风评被害”，不得不想方设法改善自己的形象。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消费者不信任医美机构，医美机构则必须花更多的成本来获取客源，挤占了本应该用于升级设备、提高服务的资源。

所以，医美O2O平台就出现了。O2O，online to offline的缩写，指的是将存在于线上的各种服务信息、资源转化为线下实际的消费和到店服务。简单来说，医美平台相当于一个微信群，把机构、消费者、医生和厂商都拉了进来，大家以后就不再需要那些“中间商”来赚差价了，同时各个方面都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平台负责吸引和服务客户；机构负责提供手术服务和培养医生。从医美机构的角度来看：以前拉客户都是靠既贵又低效的广告，找不到客户不说，各种广告还让自己成为被人吐槽的对象。

现在有平台来负责营销事宜之后，机构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服务做好，把自己的“治疗方案”做成品牌、做成金字招牌，靠口碑来吸引人。这样就解决了营销费用过高的问题。

对于平台来说，平台直接把医生和机构拉到了消费者的面前，也节约了传统中介的人力成本，同时还增加了平台的收入渠道——不少平台现在还提供专门面向医美消费者的“消费信贷”——贷款整容。只能说，有的操作，只有我想不到，没有别人做不到的啊。

按理说，医美平台的作用是促进信息对称、改善医患关系，是一种存在于医患之间进行服务的第三方。但现在，各大医美平台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了——直观的表现就是：医美平台App的界面和淘宝、京东、拼多多没什么差别，甚至和这3个电商平台极为相似。

在目前阶段，O2O的医美平台还是没有解决医生信息不透明、医美价格不透明的问题。尽管增加了诸如淘宝“买家秀”和小红书“笔记”式的用户评论，使得人们对医院和医生的水平有了比起先前更直观的认识，但如果缺少第三方权威机构的评价意见，单纯依靠个体消费者主观的评价恐怕仍不能令人信服。

从上下游的角度来看，产业链中游的医美机构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医生资质和数量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很难从技术层面进行改进，只能依靠持续培养合格的医美医生。各路资本已经在这些环节上面划分好了地盘，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厮杀和兼并。

而在医美产业链的上游，国内市场对于进口医美医疗产品的依赖度仍然很高，外国品牌不论是价格还是占有率都远远高于国产品牌。这就相当于给中国企业指明了“进攻方向”。

外国产品占有率越高，价格越贵，越能显示出一个产业渴望“国产替代”的急迫。根据其他产业国产替代的一般模式：国产产品对进口产品的替代通常都是“性价比”先行，先利用超高的性价比抢占低端市场，再以此为跳板进行研发升级，追赶先进技术。

2014—2018年，中国玻尿酸市场的年均增长率高达32%，但正规厂家生产的正品仅占有30%的市场，且整个行业的定价都非常离谱——最便宜的玻尿酸一毫升只要不到500元，而最贵的居然高达一毫升1.3万元。正规的玻尿酸厂家主要集中在韩国、美国、瑞典的4家厂商手中，占据了70%的正品市场份额。国产厂商，如华熙生物和昊海生物，都纷纷打起了性价比牌，大搞“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在品质不弱于国外产品的基础上，硬是把价格做到了只有进口产品三分之一的水平，华熙生物的玻尿酸产品价格最贵也只有11.4万元/千克，而进口产品最贵可以达到33.1万元/千克。

肉毒素产业上，情况则不容乐观。肉毒素本身是一种烈性神经毒剂，一克肉毒素就足以杀死成千上万的人。但在极少量使用的情况下，肉毒素却可以缓解皮肤衰老形成的皱纹。目前，世界上只有英国、美国、中国等少数国家能够生产肉毒素。但在中国医美市场上，70%的肉毒素都是非正规产品。如此剧毒，却又疏于管理，以至于不正规产品成为主流。这不仅仅对正常的市场秩序不利，更严重威胁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之所以非正规的肉毒素如此流行，恰恰就是因为国产肉毒素厂商还没有完全发力，还没能实现国产替代。

目前，中国市场上只有美国BOTOX和兰州生物的“衡立”获得了授权。由于正规产品的价格始终高居不下，导致不少人出于“低价”心态冒险注射从韩国走私而来的、未经认证的“粉毒”“白毒”“绿毒”。这也恰恰说明，面对客观存在的需求，如果国产品牌不能挺身而出实现国产替代，那么中国消费者将面临双重风险：要么被迫使用高价进口品牌产品，要么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假冒伪劣的“水货”。

综上所述，从整个产业链来看，中国医美的产业下游已经非常发达了，不论是商业模式还是用户的渗透率，各项指标都很有竞争力。问题主要出现在产业链中上游，基本可以总结为3点：人才培养机制效率太低，监管规范尚未跟上市场发展，配套医疗器械国产化率较低。三者叠加，最终形成了中国医美产业目前黑作坊横行、安全性不足、产业整体成本结构中营销占比畸形偏高的局面。

而更进一步说，这里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医疗器械的国产化率提升，都是整个大医疗体系之下的针对医美方向的细分课题，真正限于医美本行业的直接问题，还是配套材料产业的投入和监管体系、行业规则的发展与制定。

中国新消费发展的底层逻辑是什么？答曰：渠道。一切消费品牌，不管是卖童装的还是卖泳装的，都必须要考虑渠道问题。市场上，企业在渠道方面的一切努力，最后都不过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让消费者知道我的品牌；第二，如何让消费者买到我的产品。第一个问题，在网络普及之前，电视广告是最好的解决方案。电视广告时代，最经典的模式是这样的：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广告，记住了品牌；然后未来某天我去逛街，看到了这个品牌的产品，进而产生购买。

这看上去很简单，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异常困难。首先，为了让我知道你的品牌，你要确保我在电视上看得见你的广告，所以你必须选择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会看电视的时间段，在绝大多数人都会看的那个频道上进行投放。其次，你要确保我能买到你的商品，所以你必须把货物铺到任何一个我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对于饮料、零食这种全民消费品，厂商往往恨不得把自己的产品铺满全中国每一个村口的小卖部。所以，在这种模式下，只有资金雄厚的大企业才能玩得开。因为只有大企业才有钱投放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也只有大企业才能动员足够的销售代表和经销商深入基层。小品牌根本没有发展机会，只能在局部地区苟活。

这种模式下的典型赢家就是宝洁这种“欧美巨头”。首先是“有钱投广告”，2005年到2007年，宝洁连续3年都是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标王。其次就是“有人走基层”，上到北上广深，下到小镇山村，都能找到宝洁旗下的产品。宝洁最辉煌的时候，在中国快消市场上占据了47%的市场份额。但现在，时代已经完全变了。

说到底，渠道其实就是一场关于“注意力”的生意——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20年前只有电视能承接消费者无处安放的注意力，所以电视广告才能大行其道。网络普及之后，瓜分注意力的玩家数量空前爆发，抖音、快手、B站、微博、小红书、微信，都是“注意力吞噬者”。为了了解我们的注意力都去了哪里，笔者统计了身边几位朋友的手机使用时间：每人每天平均16小时的清醒时间里，有接近一半时间都在看手机——果然不出所料，微信、抖音、小红书、B站是吸走最多注意力的平台。

电视都没人看了，电视广告也就蔫了。所以，同样是面对“如何让消费者知道我的品牌”这个问题，2021年的游戏难度远低于2001年——由于抖音、B站之类的平台已经牢牢抓住了你的注意力，所以你必然会长期使用这些平台。而只要你在这个平台玩得足够久，就一定会从自己的兴趣和趣味出发，关注一些“优质内容创作者”（网红）。而“网红”本身恰恰就是一个“大号人群过滤器”——商家只需要对接相应的网红，就能接触到相应的人群。相比起电视广告的“无差别轰炸”，网络营销完完全全就是“精确制导”，这两者之间的效率是有代差的——在传统模式下，一个新项目启动的成功率只有10%；而在天猫平台，一个新项目的成功率达到了60%。

网购的普及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发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关于“如何让消费者买到我的产品”这件事，现在的游戏难度也极度降低了——直接上链接就行。综上所述，渠道毫无疑问是中国新消费最底层的发展逻辑——抖音、快手、小红书、B站、微信等渠道带来的流量红利就是这一轮新消费热潮的根本动力。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流量冲你而来的时候有多爽，离你而去的时候就有多难受。5年前，获得一个新客户要花100元，很多人还嫌贵，今天，这个价格已涨到了500元。

相比起当年“随便投放一点点资源就有大把流量”的美好时光，今日的新消费品牌需要竭尽全力才能获得一点可怜的流量。事实上，很多人心里都已经产生了一丝丝“得不偿失”的感觉。为了攫取流量而付出的“营销成本”已经普遍性地成为新消费品牌的“头号放血槽”。完美日记2021年一季度的财报显示：营销费用和营收的占比已经达到了72%——每100元的销售收入的背后，是72元的营销费用。

我们不能被销量、规模之类的表象蒙蔽双眼而忽略了企业的内核——在笔者看来，甭管数字有多好看，依赖投放来拉动销售的新消费公司都是无根之木——空有一身虚胖的肥膘，骨子里的发展模式就不健康。在流量红利丰厚的时候，它们或许还能保持体面，但当流量的大潮退去，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是它们在裸泳！反而是一些小公司，或许规模和数据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却拥有制造流量、获得注意力的本事——这些小公司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只靠流量是不行的，没有流量也是不行的。收视率是电视时代的流量，流量是网络时代的收视率——这两个东西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用来计算注意力的指标。

所有人都学会这套拳法的时候，事情就变味儿了。好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你喜欢投抖音和小红书了，所以MCN（多频道网络）就来了——MCN直接流水线培养一批网红，手里握着上亿用户，就等着品牌来找。MCN的出现，意味着整个流量产业链正式落成：品牌靠消费者购物赚钱，MCN靠给品牌宣传赚钱，平台靠分成赚钱。

然而，到了现在这个阶段，销量增速开始减缓，平台的增速也在减缓，流量不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是有了一个定数，可此时此刻，仍然有大批品牌入场——僧多粥少，“卷”起来了。之前我们说过了，流量的本质是注意力，而消费者的注意力很多时候都聚焦在网红身上。平台和MCN是流量供给方，品牌是流量需求方，现在的市场是“供不应求”，流量价格必然升高——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所以，谁能开发新的、性价比更高的“流量密码”，谁就是下一个“完美日记”。

现在比较有希望成为新版“流量密码”的是私域流量运营，接下来，也许就是看谁玩私域玩得好了。之前完美日记所实施的那套战术把重点都押在了抖音、小红书这样的公开平台之上，属于“公域流量”。私域流量则是将流量纳入自己的管控之下，当获得新用户的成本日渐升高时，维系老用户便成了最好的解决方案。

听上去很玄乎，但实际上的操作却非常简单——建个公众号，组个微信群，然后让客服加用户的微信。事实上，微信才是中文互联网宇宙里最强的“私域流量神器”，微信的私聊、群聊、朋友圈极其封闭，无法用任何公开手段触及，是100%纯粹私有的。更重要的是，微信已经成了现代人的关系网，完全覆盖了我们的朋友、同事、亲属、同学。

某种意义上，对品牌方来说，掌握了一个用户的微信，就等于掌握了他的人际关系网。另外，微信的黏性也很大——以微信群为例，只要社交氛围搞得好，群友在群里面聊得开心不吵架，几乎不会有人退群，反而会不断地拉自己的朋友进来。在私域流量的语境下，一个好的微信群应该被看作企业的优质资产。相较于现在已经高不可攀、营收占比五成以上的流量成本，私域运营的模式无疑更便宜、更健康、更持久。

“大而全”，还是“小而美”

回到了最初的那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让消费者知道我的品牌；第二，如何让消费者买到我的产品。今天，电商的普及已经将第二个问题完美解决，中国市场上的常规商品已经不存在“买不到”的问题。中国消费品牌未来最重要的任务只有一个：“如何让消费者知道我的品牌？”所以，你必须知道：谁才是你的消费者。

理由很简单：圈层化、地域化可能是目前影响新消费品牌知名度最大的因素，你必须知道什么圈层、什么地区的人才是你的目标。在当今中国消费市场，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认识你，但你只要能在小圈子、局部地区里获得知名度就可以算成功——小圈子、局部地区，价值可能会更大！比如，MENG、明华堂、年轮公园。

这几个牌子，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但并不影响它们在圈子里的地位。MENG是模型圈子里公认的国产高端品牌，同样是塑料坦克模型，同尺寸下，MENG的产品普遍可以卖到200～300元，而日本的TAMIYA品牌的产品中，只有最高端的产品才有机会和MENG比价格。明华堂是汉服圈子里公认的高端品牌，明朝款式的女款汉服，一套下来需要1万元，仅一件上衣就要4800元，和欧美奢侈品品牌不分伯仲。年轮公园是美式复古爱好者圈子里知名的高端家居品牌。一个黄铜晾衣架，价格可以高到3800元；一盏双管荧光灯，价格也可以高到3600元。

实际上，这些圈子还可以无限细分下去：汉服圈子里，可以分出明制的、宋制的、唐制的；模型圈子里，可以分出玩高达的、玩坦克的、玩军舰的；复古圈子里，可以分出美式复古、日式复古、国潮复古……中国的社交网络过于发达，相比起商家苦心经营的“KOL矩阵”，各种基于兴趣而结成的微信群、QQ群、论坛在很多时候向消费者传递了更多的品牌知识。

新消费的人群里，很大一部分人都属于这种情况——在电视和传统电商的时代，主流渠道上的信息没办法满足他们个人趣味上的需要，但随着抖音、快手、B站、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的扩张，他们找到了同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组织。

很多时候，新消费满足的恰恰就是之前没有被满足的那群人的那些欲望。如今，中国的新消费已经走入了下半场。铺天盖地的流量狂潮已经渐渐平息，连抖音、快手的增长曲线都已经趋于平稳——短时间内，中国人的注意力分配格局将不会再改变了。

在笔者看来，新消费品牌不应该和大趋势对抗——注意力的分配已经趋于稳定，流量市场已经确定供不应求，就不要再下血本去买流量、赌博似的去搅弄风云了。对投资人来说，流量退潮之时也是一个复盘梳理的好时机——或许，健康的“小而美”才是中国新消费最好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