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武汉—锅炉厂—20年前的国企生活
1999年毕业后，来到武汉锅炉厂，大号武锅集团，江湖简称武锅。如果大学能好好念书，起码能去江苏铝业；再念好一点，能去秦山核电站或大亚湾核电站；再好一点，就是华为了。我们这些在大学里混光阴的锉汉子锉婆娘，都集合到武汉锅炉厂。周日，站在武汉锅炉厂招待所（照顾年轻员工的宿舍）的楼道上，扶着栏杆，看着来来往往的各类重点大学的学渣们，那听天由命的气质，散布在彼此的体态和步伐中。记得在学校招聘会上，我们浏览到哈锅（哈尔滨锅炉厂）的摊位上，对方殷勤地说：我们工资600元起步哒！我们哈哈哈大笑而过。然而转了一圈，我们这些学渣突然有不祥之感：貌似只要有点油水的单位，都要求成绩单上不允许有任何挂科！这让我们这些已经挂了N科的渣渣们，如何立世？虽然我们渣而挂之，挂而补考之，补而补不好又重修之，毕业论文答辩让导师们神魂颠倒之，但我们好歹撑下来了不是吗？这种凤凰涅槃的精神头，比起那些死读书读死书的，岂不是高了许多等级？但是精神是个蛋，现实是个石头。那些死读书的，都去了油汪汪的单位，我们这些渣神们，只能来到这些五斗米的锅炉厂和汽轮机厂了。您要问了：啥叫锅炉？啥叫汽轮机？嗨，都是高科技，我说了您也不懂。但是我也不能说我懂，我要是懂的话，毕业答辩的时候，导师们也不至于神魂颠倒了。记得答辩的时候，面对着自己灵感创作的锅炉汽水循环流程图，我挥斥方遒地演说了一通。底下第一排的老师，困惑而求助地扭头问第二排的老师：他在说什么？第二排的老师眼神呆滞，像考拉一样缓慢而养生地摇着头：我也不知道……
武锅是不错的，起码曾经阔过， 是四大“武字头”之一，也是中国“四大锅”之一。不要一听到“锅炉”就以为是大老粗。科技含量老高了。也老贵了。大部分人对锅炉的理解就是“锅炉房烧锅炉的老高师傅”。高楼大厦一样的工业锅炉你一个人铲煤忙得过来吗？陈听宽教授主编的《锅炉原理》课本中指出：忙不过来的。sorry，这本书我一句话都不记得了。
武锅在阔气的时候，产品畅销第三世界国家，数钱数得手抽筋。买地皮，盖大楼，分钱分房，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周边女子以嫁入武锅豪门为人生目标。但这些我都没见到。这些都是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的时候老工程师们坐在高高的草垛下面讲给我们听的。
张工，年方近七十，退休返聘。担任我的指导师父。张工人老眼花，眼袋子比烟袋子还下垂肿胀，但功夫了得，本事了得，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创造了锅炉硫化床高效燃比专利，但对我无计可施。我交上去的图纸，他拿着放大镜，捏着秃头的铅笔，改了又改，红铅笔改错误，蓝铅笔改笔误，让我在电脑上改回去。我照猫画虎，不问所以然。张工憨厚地用武汉普通话笑问我：你晓得这里为莫斯要改？我笑嘻嘻地摇头。张工便开始老棉裤般的说教，叨叨叨叨没完没了。最后问：你懂了撒？我说 ：没懂，嗨，反正就按您说的来呗。张工憨厚地笑着：那不行啊，要懂啊。我说：不要紧的，就算错了，车间也会喊我去改的嘛。张工着急而憨厚地：那怎么行啊。我要是能回到当初，必须狠狠地抽当年的自己一个大嘴巴。我没有张工的联系方式，不知道他在疫情当中如何了，希望他安康。他现在是将近九十岁的老人了。
本体二车间的赵师傅打电话叫我过去，说我的图纸有问题。赵师傅：你是按国标来的吗？我说是啊。赵师傅：你是按特种标准来的吗？我说：呃……没注意。赵师傅：这也能没注意？你们这些大学生要实事求是撒。我说您说得对。赵师傅说：我们俩要是错了，这个月的奖金就冇得了。我呵呵一笑。我要是能回到当初，必须狠狠地抽当年的自己一个大嘴巴。
我1999年进的武汉锅炉厂，10年后，2009年，又回去了一趟。我没有约见厂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只是一个人偷偷地在一边偷窥，窥我当年的领导们，当年的熟识和不熟识们。他们按照十年前的规则和姿态，一贯地进入厂区，一贯地结伴而行边走边聊，有的人手上还端着热干面，或者汤包，或者面皮。宽敞的厂门口大道，宽敞的厂区大道，依旧宽敞。宽敞的大道两边的法国梧桐，依旧葱茏，飘下烦人的絮。老式的蓝色咔叽布工作服，依旧老式，依旧宽大，依旧洗到褪色，在从容行走的工人们和工程师们的身上。
我贪婪地偷窥着这一切，这个可爱的国企，还是那副可爱的老旧的模样。虽然生意疲软，国家补贴日减，但人们还是充满热情和希望。厂门口悬着横幅：热烈庆祝科威特30万KW项目竞标成功！还好现在伊拉克不会再攻打科威特了。
希望永远不会缺失。我在武锅设计处的时候，人们如同今日，还是天天传播着若有若无的好希望：中央派人来接班了，黄总。据说带了2个亿过来，据说可能会拿出一部分钱来发给大家。于是我们就等着盼着，一部分钱会发到我们的手上。虽然始终没有，但希望总是让人希冀和快乐的。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抽烟喝酒聚个餐，兜里就总是困窘。我推开处长办公室的门。只有华处长一个人在，我的老校友。华处长戴着眼镜，温温柔柔，斯斯文文，和和气气的。他笑问：有什么事吗？小龚。我手插在垮垮的工作服兜里，笑说：处长，我想给处里借点钱。他沉吟片刻：借多少？一千吧。他微蹙了眉头，又展开，又沉吟片刻：借你500吧。也行。他写了条子，签了字，递给我：不要乱花啊。
我又一次想借钱的时候，华处长升到集团里当副总了，新来的处长是清华的，据说有点不太待见我们学校的。我忘了他姓什么了，是真的忘了，就叫他清华处长吧。清华处长一直皱着眉头黑着脸，在我张口借钱的时候。他一分钱也没给我，还数落了我一通。客观地讲，他数落得很对。有一天早上他打我手机，把我从睡梦中吵醒：你怎么又不来上班？！我说身体不舒服。他说你怎么总是不舒服，你什么工作态度！我说我态度很好啊，大不了我请个假咯。他勃然大怒：请假？你这是旷工！他愤怒地掐掉了电话。我继续睡。
然后我就从设计处，被调到了标准处。意思就是从一个稍微好点的部门，贬到一个稍微差点的部门。我在标准处上了一天班。处长也是我的老校友，大美女，也忘了姓啥，给我安慰了一下，说标准处也是蛮好哒，叫我安心工作。我像一只大螃蟹摊在座位上，笑嘻嘻地说：处长，我一定安心工作，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处长了！处长无言以对，微笑了一下。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无法理解，我当年难道是一头猪？第二天，我收拾行李，一声招呼没打，跑到武汉致远钢管有限公司，一家私企，去跑销售了。我野猪一般的性情顽劣和羁傲不逊，成为武锅的一段小小的“传奇”。
也不完全是一声招呼没打。我跟招待所的看门大爷，老刘，招呼了一声。我天没亮敲开他的门，背着行李：刘师傅，我要走了，后会有期啊。老刘年方六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经常捏着剪刀，坐着小马扎，在招待所的大铁门口剪胡子茬。刘师傅睡眼惺忪地开了门：眼镜，你又发神经了？我递了他一根烟：刘师傅，咱们江山不改，细水长流，他日江湖再见！刘师傅：你个神经！你以后不叫眼镜，就叫神经算了！
10年后，我又乘着夜色，敲开了招待所大铁门口，他的小房间的门。刘师傅苍老了一些，但还是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他开了门，瞅我一眼，不假思索地：神经啊。我说：刘师傅，你还是那么帅！他眼一瞪：神经！
我们聊了很多故人。那些黄鹤一去不复返的男人们，那些嫁作他人妇的女人们。我们聊到了“神经”，一个精通英语的翻译员，他才是“神经”的原版。当年我和他珠联璧合，臭味相投。我们一起坐在武昌区宝通禅寺的宝塔顶上，我灌着北京二锅头，他抽着武汉黄鹤楼，指点江山，一起骂街骂领导。我们一起半夜宵夜回来，偷偷敲刘师傅的门，然后藏起来，偷看刘师傅开门后的一脸懵逼，然后大笑，然后被骂：一对神经病！我们聊到了“小冷”，大名“冷红紫”，一位武锅招待所食堂的女服务员，当年与我亲切，相约共赏武大樱花，同逛汉正街，嗔我是个书呆子。现在是个嫁入武锅豪门的大腹便便的女子，圆了武汉户口的人生梦想。刘师傅说：大家都混得不错啊，你也发财了。我说我是个例外，我送你的这条烟花了我两个月的零花钱。刘师傅说：还你！
刘师傅说：你现在还弹琵琶吗？（老刘总是把吉他说成琵琶）我说弹啊，老有所乐嘛。他说：神经！2000年国庆，我们设计处组了一个合唱团，参加武锅集团的国庆歌咏比赛，曲目就是现在最嗨的《我和我的祖国》。也就是说，在你们第一次学这首歌的前20年，我已经在专业角度上完美地掌握了这首歌。我当时正是年轻，精力沛得很。披着硬邦邦的工作服，在武锅集团大礼堂里头排练的时候大吼特吼，吼得那位老指挥朝我这边喊：那边声音小一点！我还是依旧大吼。跟自己的祖国谈感情，有什么好低调的？想我低调，给我找个女朋友先。你知道我有多寂寞吗。武汉工业大学的一个叫王波的山西姑娘，跟我们一起住招待所的，排练后找我说：你唱的声音好大啊，我在边上都听到了。王波说：我们星期天去武大看樱花吧。我说：太热了，等凉一点吧。她笑笑，撇了撇嘴，走开了。你撇什么撇！我虽然寂寞，但我不会跟一个老是穿着睡裤出来盥洗的姑娘去看樱花的！我自己出门都扛着贞节牌坊，你居然可以穿着睡裤出来，你知道街坊四邻怎么嘀咕吗？
再说那位“小冷”，大名“冷红紫”，一位武锅招待所食堂的女服务员，当年与我亲切的。每天中午，在楼上，宿舍里，遥遥地听到楼下小冷的呼声：七饭啦~七饭啦~于是我们都搬着饭盆下去打饭打汤。小冷便又去打饭打汤，看到我就笑嘻嘻的，给我打得多。她还邀我去逛武商、武广、汉正街，逛得她香汗淋漓，逛得我二目呆滞。她笑嘻嘻的，我不耐烦的。我觉得有点不对味，能不能二人去人文景点走一走，我聊一聊诗词歌赋，你唱一唱莺莺燕燕啊？我问舍友，那位黄石的舍友：哎，你说，小冷，是不是对我有意思？舍友早我两年进来，咧开大白牙大嘴巴：呵呵。我说你笑什么，我觉得她对我挺有意思的啊。大白牙大嘴巴的黄石舍友开了尊口：我问你撒，你住在什么地方你晓得吗？我看看自己的被褥，是不是很久没洗脏了点？黄石说：你知道小冷要什么吗？不知道，你直率点说。她比你还大一岁，现在急着结婚。你有武汉户口吗？你有房子吗？What？什么玩意？完全听不懂。我跟你讲不清楚，过几年你就知道了，你现在的社会经验理解不了。屌什么屌！长得比我矬，学校比我差，我还会弹琵琶。直到没几个月，听说小冷相了亲，谈了一个本地有房的土著，我觉得她背叛了对我的爱慕，并因此对她爱理不理。
不说这些不愉快的了。那时候有个前辈结婚了，要找伴郎，找了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诸葛保柱，湖北荆州人，我们本体一组的另一个小帅帅。说是要穿西装，西服西裤领带摩丝。我都是借的，连摩丝都是借的。我打小就对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极度排斥，肤浅虚伪矫揉造作。就这么死硬的三观定位。但我还是迁就了，借来虚伪四件套，西服西裤领带摩丝，些微地打扮了一下。一照镜子：我是不是对资产阶级情调些微地有点误会？还是蛮带劲的嘛。我就这么一直地照着镜子，陷入对东西方文化的比教学研究之中……直到迎亲队伍硬拉我过了去。见了新郎，顿觉不妥，新郎前辈，湖北襄樊人氏，五短身材，西服穿得跟个大氅似的。我想是不是要跟他换个西服，以使他更带劲一些。却听得新郎说，西服是专门买的，三千大元。我舌头都打结了，湖北人民这么有钱么！？婚宴闹腾中，人们挑唆我们两个伴郎，去娘家那边调戏几个伴娘，说是必须的仪式和节目。诸葛保柱摸了摸自己的两个小酒窝，欣然前往。我却刚硬得很，打死不要过去，只是缩在自己这边的酒桌上，缩着脑袋饮着酒。一边念着气节不可辱，一边羞臊着自己的窝囊。
武汉的前辈和同事们并不懂我的懦弱文化。他们说话基本是大声大气的，男人中气十足，女人伶牙利嘴，湖北“九头鸟”，自非凡鸟。我们每天中午，吃了饭，歇个午，大家都要玩网络游戏，那时候时兴玩“红警”。这个游戏我到现在都不会玩。无论高工助工、小嫂小妹，大家攒两个队，捉对厮杀。办公室里欢歌笑语，相互喊杀，我们本体一组的副组长也入了队，喊叫得不亦乐乎。来自湖北宜昌的组长没有入队，只是憨厚地笑看大家的幼稚。还剩我茕茕孑立，玩着扫雷，听着周遭可爱的咋咋呼呼。
我想我这辈子也不可能再进入这样的环境了。我在被清华处长赶到标准组的当天，来自湖北宜昌的我们的本体一组组长找我谈心，他愁眉紧蹙，叹着气：小龚，别灰心啊，不要紧的，就是领导考验考验你，认真点，会很快回来的，不要多想啊。吊儿郎当的我，也于心不忍：组长，我对不起你！你教育过我无数次了，都是我自己冥顽不灵。不过我也不怕他们。憨厚的组长忙不迭地：你现在一定要小心，不要再乱讲话了。我的憨厚的好组长，我给他小孩子送的一套小人书，几年后他还说：我女儿每天晚上都要看你送的书呢？我说不会吧，据我理解还不早给她撕成渣渣了？组长说，真的是渣渣了，但是她还是要我拿着渣渣给她讲故事。我的好组长。你N次地打我电话，叫我赶紧来上班，处里又来问你了，我说好的，挂了电话继续睡觉。第二天过去问我，我说身体不舒服啊，他说好的你要搞好身体啊。谢谢你，对不起。但是，我居然忘了他叫什么。
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2020年疫情正盛的时候，我给通讯录里仅剩的几个武汉的同事或同学发了询问：安好否？无一人回信。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好的原因，是他们遗忘了我。但我，永远忘不了曾经的武汉，曾经的武锅，和那些亲人和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