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伯明翰7

最终杀向伯明翰之前，金拖延了三个月，旨在与各方各面预先通气。新年伊始他就来到华盛顿，与司法部长私下碰了碰头。此次会面没有留下记

最终杀向伯明翰之前，金拖延了三个月，旨在与各方各面预先通气。新年伊始他就来到华盛顿，与司法部长私下碰了碰头。此次会面没有留下记录，但是间接证据表明罗伯特.肯尼迪正在越发深入地承担起金与胡佛的中间人这一角色，一方面主动迎合这两个人，同时又在他们面前强调另外一方的缺点。离开华盛顿的时候金很不情愿地意识到，针对奥德尔通共的指责并不能像他在去年秋天尝试过的那样轻而易举地打发掉。他无奈地通知奥德尔说，他需要一份“纸质证明”来表示他已经认真处理了奥德尔通共的指控。他要求出示一份奥德尔与美共联系的书面证明，还让奥德尔以书面形式重申他奉行非暴力并且效忠于美式政府的立场。奥德尔答应了这些要求之后，金请求克拉伦斯.琼斯写信给罗伯特.肯尼迪，利用奥德尔的声明来证明金让他继续在领导大会工作的决定正当合理。琼斯很清楚金的身边环绕着怎样疑神疑鬼的敌视氛围，也知道罗伯特手下的官员多么喜欢保密，因此将信件草稿当中每一处奥德尔的名字都涂抹掉了。

金保护奥德尔的代价相对来说不算太大。但是对他来说，这场偷偷摸摸、毫无体面可言的品格调查无非是空耗精力的多此一举。肯尼迪政府对于这种事的额外关注标志着当局在基调与实质上都正在与民权运动渐行渐远。肯尼迪总统有一次接受黑人报纸的背景访谈，认为美国在种族问题方面并不存在“严重分隔”，当局可以通过促进教育改良与经济增长的整体性政策来解决黑人面对的问题。总统的民权事务助理李.怀特只会对总统说他想听的话——黑人人口“总体来说情绪非常稳定”。金与司法部长会面的时候在他的办公室里直接与肯尼迪总统通了电话，恳请总统在不久后的国情咨文演讲当中提一下民权立法问题，这场演讲将会标志肯尼迪在白宫执政第三年的开端。迄今为止，肯尼迪还从来没有推动过1960年民主党政纲当中承诺过的民权立法，而且再次决定要推迟民权立法。总统认为当时承诺的民权立法永远不会得到通过。与其徒劳无益地摆出成本高昂的姿态，向国会呈交肯定通不过的法案，倒不如多任命几位支持民权的官员以及多签发几份行政命令。

总统提到的行政命令只能让金更加失望，因为他知道肯尼迪总统这是在含蓄地拒绝发布任何林肯风格的反对种族隔离法律宣言。在林肯诞辰当天迈出历史性一步的最后一次象征性机会就这样错过了，肯尼迪政府决定按照路易斯.马丁的设想利用白宫招待会来纪念这一天。马丁和他的盟友们面向各个群体的众多黑人精英阶层发出了一千份邀请函。大学校长群体的受邀嘉宾包括霍华德大学校长纳布里特，牧师群体的受邀嘉宾包括J.H.杰克逊。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健在文人之一兰斯顿.休斯也在受邀之列。马丁热情地吹嘘道，肯尼迪总统在这一个晚上邀请的黑人宾客数量将会超过白宫历史上的总和。

与此同时，白宫将所有媒体宣传都牢牢攥在了自己手里。即将到来的盛会一方面要最大程度地在个人层面奉承各位宾客，另一方面也要尽量在政治层面控制公众影响，尤其是不能影响到白人。大部分宾客都不介意肯尼迪政府斤斤计较公关问题的做法。他们认为请柬本身不仅在个人层面是一份厚礼，而且在政治层面也大有裨益——在象征最高权力的殿堂里度过一夜，与肯尼迪结成相互托付的盟友，这样的机会极为难得，就算为此要保持低调他们也认了。就连黑人报界也遏制住了一贯的大鸣大放作风，特意淡化了对于本次事件的报道。惯于传播八卦的《黑玉》杂志很不客气地斥责了受邀宾客之一，夜店明星迪克.格雷戈里，因为他试图利用请柬为自己的表演做宣传：“宝贝，肯尼迪总统请你做客可不是为了让你到处招摇。”

仅仅在六年前，金曾经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巧使手段获得了白宫的邀请。造访白宫之后的演讲显然表明他很渴望能有更多机会出入于盛装华服的顶层权力场合。可是如今他却成了极少数对于受邀前往白宫另有想法的人。直到2月4日他依旧没能打定主意。这一天他和沃克开车来到了“可怕”的特雷尔县郊区。一座去年夏天被烧毁的当地教堂正式破土重建，金在开工仪式现场发表了讲话。然后他又从佐治亚州南部飞到纽约，在美国犹太人大会上进行了致辞。这场致辞对于金来说很重要，因为斯坦利.利维森促使美国犹太人大会在苏利文诽谤案当中成为了民权阵营的主要支持者。阿拉巴马州法院判处苏利文案件被告赔偿五十万美元——这是1960年静坐运动开始之前阿拉巴马州法院针对金的伪证指控所作出的第一批若干项惩罚之一——而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接受了针对这一判决结果的复核。最高法院即将做出的最终判决引起了宪政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判决结果很可能深刻影响到宪法第一修正案。

在参加美国犹太人大会募捐集会之前，金与利维森碰了碰头，最终下定决心抵制肯尼迪的林肯生日招待会。此时白宫方面恰好在最后关头作出了会务安排调整。按照华盛顿的标准，这项调整使得接待会具有了几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肯尼迪的社交秘书鲍德.瑞奇告知客人，他们不必按照请柬上的指示前往白宫东大门报到，而是要先去西南门。总统夫妇将会在那里“特别邀请”他们进入白宫二楼的居住区参观。金发送了一份彬彬有礼却又言不由衷的电报，表达了自己对于不能赴会的遗憾之情。他在电报中表示柯瑞塔“即将生下我们的第四个孩子”，金本人也即将“出国”做演讲。但是柯瑞塔的预产期还有两个月，金的海外演讲也没有他所宣称的那样重要，这些说法仅仅只是托词而已。金在纽约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进行了一场布道，又参加了几场募捐活动，随后就飞到牙买加度假去了。

金变成了一个终日沉思的人，整天都在考虑接下来的纵身一跃。在伯明翰运动之前的若干演讲当中，金重新谈起了曾经塑造了他的信仰的若干人物，似乎想要通过回归初心的方式为自己壮胆。他谈到了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小洛克菲勒的河滨教堂的创建人。他引用福斯迪克关于可强制义务与不可强制义务之间的区别：“人为的律法保证公义，但更高层次的律法才能产生爱。没有任何行为准则能够迫使一位父亲去爱他的孩子。”他引用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马丁.布伯的话。在谈及宗教自由和心理自由对于人类性格发展的必要性时，他提到了田立克：“人之所以称为人，是因为他是自由的。”关于社会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必要性，他引用了康德的绝对律令原则，然后又加上了一段自己的观点：“两个彼此隔离的灵魂永远见不到上帝。”他引用了圣奥古斯丁的警告：“那些在其他人承受痛苦之际自己却要休息的人是娇嫩的乌龟，他们用耻辱来买取自己的安宁。”在标准演讲稿的手写补充当中，金恳求各家教会在自由遭遇危机之际舍弃安宁投身斗争，从而把自己从“尼布尔最近所谓的‘琐碎之罪’”当中挽救出来。

过去几个月以来，对于建制派教会势力的恼怒与不满逐渐从金的内心深处流露到了表层。多切斯特战略会议结束后，金来到芝加哥参加了一场历史悠久的宗教与种族年会。他告诉八百多位身份显赫的神职人员：“高尚的主张渗透进全社会的速度太慢了。”他呼吁教士群体要勇于牺牲：“如果我们认为宗教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尘世的痛苦与挣扎，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他传达给所有神职人员的信息，无论身份与种族。尽管他正在面向芝加哥的自由派白人神职人员布道，但是周身上下却充溢着在自家门口以便以谢教会培养出来的直白怒火。“这么多黑人牧师开豪车住豪宅，却丝毫不关心供养他们的教众遭遇了怎样的疾苦创痛，此情此景简直令我感到恶心。我仿佛听到全能的上帝申斥道：‘停止你的大声讲道吧，不准你再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俗物供奉堆到我的面前，因为你的手上满是污渍。我派遣你去服侍的人们亟需援助，而你的所作所为却表明你只关心你自己。’我似乎听到上帝宣称时辰已到，我们必须立刻挺身而出扫清宇宙当中的邪恶，因为上帝不会替我们完成所有工作。忽视这一点的教会必将面临被世人抛弃的危险。”

金也将内心深处的暴风雨带到了牙买加。仅仅几年前，怀亚特.沃克还曾经在这里教会了他如何打高尔夫球。然而自从自由乘车运动之后，金就将高尔夫当成了批判对象之一，认为这项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气息太重并且在气质上太过轻佻。沃克早就养成了银行家的习惯，认为每周三下午是他的“高尔夫球时间”。因此他一直在没完没了地与金争论金是否让民权运动过度干涉了他自己的私人生活。这次牙买加度假对于越发心事重重的金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但是他刚刚跨过大海来到度假地，一连串迫切事务就跟了上来。洛杉矶的杜图唱片公司是美国第一家黑人所有并且影响力遍及全国的唱片公司，依靠录制里德.福克斯以及其他喜剧演员的录音而一炮打响。现在这家公司正在贩卖金演讲的盗版专辑。金担心对这家公司提起诉讼会显得他非常贪婪，破坏他今后与杜图唱片公司签订合同的机会。但沃克说服了他：如果他想保护自己为民权运动筹款的能力，那就别无选择，必须追究这家公司的责任。于是金要求杜图唱片公司赔偿二十万美元，并承诺将全部赔款捐献给领导大会。 接下来纽约第五大道的斯蒂芬.柯里尔寄来了一封措辞优雅的信件：他手下的泰康基金会正“重新审视我们的主要捐款承诺”，比如面向选民教育项目的捐款以及为多尔切斯特公民学校提供的津贴。柯里尔邀请金加入泰康基金会受托人行列，与其他入选慈善家进行圆桌协商，“评估一下到目前为止捐款项目为黑人带来了多少好处……并且再进行一场信息充分且细致深入的讨论，研究一下在可预见的未来应当期盼怎样的成果。”金历来不爱求人，但他却不得不忍受金钱管理者的任性而为——无论是像杜图公司那样散漫还是像泰康基金会受托人那样生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