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岁月（二十）

       我仍留在教仪社，跑我的平反事宜。1972年春，我找到“省文教委”最高领导军代表苗*星，要求按尹代表与我签的《保证书》“有错必

我仍留在教仪社，跑我的平反事宜。1972年春，我找到“省文教委”最高领导军代表苗*星，要求按尹代表与我签的《保证书》“有错必纠”办事，苗*星居然说：“清队是‘从好人里清坏人’，没有‘从坏人里清好人’的具体政策，等一等看看再说”。我就天天去找省里的有关领导。省文教委政工组杨*泉组长对我说：“经省领导研究，将关于你的问题的调查材料存在了省委档案室，保证永不丢失，永远有效。到能够平反时，可从省委档案室调出有关材料，作为平反依据。你记住存档时间、编号，以便到时你单位来人调档。”老扬随手给了我一张调取档案的凭证。到此，我的政治问题虽未办理了平反手续，但省教育厅上上下下，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王振金是冤枉的，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无形中给我恢复了名誉。

1969年到1972年的上半年，有两年多的时间我都在太原，住在省教仪社，除了跑我的平反事宜外，经常在教仪社修理部帮忙，发挥我的一技之长。我曾给教仪社画过油画、制过牌匾。我为教仪社编绘刻印《钢琴修理图解》时，结识了修琴技师聂*珍（阳泉人,后调任阳泉师范总务主任）。其间教育厅李*泉（聂*珍的同学,左权人,后任教育厅人事处长）下放到寿阳县，他回太原就和我在教仪社同住一室，彼此混成熟人。那时肖*英副厅长被打成“走资派”，常蹬三轮车为省政府食堂买菜，车坏了，就去教仪社修理部修车。我常帮他修车，结识了肖厅长。申*生（河南人）、胡*德（太原人）二人原本与我互不相识，通过调查处理我的问题，我们结为挚友，还结识了陈茂林（晋城人,后任山西省教育学院院长）等人。这些同志日后帮了我很大的忙。

1972年初夏，山西省教委（即教育厅）将山西省教学仪器厂移交给太谷县工业局代管，如果我再不回去，人家就停发我的工资了。再者我的平反事宜也算暂告一段，我就回到教仪厂。当时教仪厂停产，无所事事。正好郭齐文（榆次人,师范校友,书法家）当年在太谷晋剧团当团长，他不在乎我是 “老反”,剧团排“样版戏”，他经常请我到剧团画布景。我还经常给太谷各单位画大幅宣传画、装彩车。虽不挣钱，过节总会送点礼物，我个人好吃好喝，好烟管抽，节省下伙食费养家，我又恢复了“文革”前的自在生活。

1975年11月初，省教委任命“山西农学院”（校址在太谷后改称农业大学）的冯*义为教仪厂厂长。冯*义带来一班人马，他以“表面处理车间”无人指导生产为由，多次找省教委，要求我回去。我也因“平反事宜”，需回太谷联系，肖主任同意我暂回太谷。这年一冬天，玉英带着丽娟、丽华两个女儿，依然住在厂里过冬。1976年春节前，新来的会计杜*荔扣了我的工资，抵还旧日出差借款。我骂了新任的财务主管胡*珍，才如数领到工资。为此事，我得罪了冯*义及其下属。我将玉英和孩子们送回西社，全家团聚过了大年。

过了正月初五我返厂，炊事员杜*和师傅告诉我说：“冯*义给新招的徒工在饭厅开会，他说王振金是反革命，技术上听他的，言行上监视他，发现问题随时报告”。贾*元、赵*虎也说：“冯*义不是个东西，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你快走吧。”我分析，“平反手续”办不下来，“把柄”握在人家手里，阎*仲虽未复职，但他一天跟在冯*义屁股后头瞎鼓捣，不会有什么好事。我必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于是我给申*生去了一信。很快，肖主任派专车把我接到了“省教展”（馆址当时已迁至黄陵山西省教育学院），从此我再没有返回太谷工作。

1978年9月18日，申*生送给我两封太谷来函，打开一看，原来是太谷法院于1978年8月30日作出的《（78）法刑裁字第17号刑事裁定书》，撤销我“丛生社同案犯”的错误判决；太谷公安局于1978年9月14日取消将我以“反革命分子”论处的错误结论，同时收到了太谷师范和省教仪厂作出的相应平反通知。虽“丛生全案”的性质未变，但我个人的冤案平反昭雪了。

我的五舅，也在1978年得到平反。五舅名叫陈握瑜，出生于1925年，原名陈斗玺，握瑜是他后来另起的名字，出自《楚辞·九章·怀沙》:“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

1941年，十六岁的陈握瑜到祁县秦村与我母亲告别，跟随三舅到甘肃谋生，当小学徒学做生意，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山西老家。五舅的童年、少年时代，母亲和外婆对他很好，也尽到了努力，让他在家里读了几年小学，她们的善良品质影响着他，与他后来参加革命不无关系。三舅返晋后，他孤身一人在兰州打工，多次遭受失业威胁，生活穷困潦倒。为了一碗饭吃，他不得不向别人低头，像野人一样遭受别人的白眼。好不容易找到医院里一个临时护员的工作，自己慢慢积蓄了点钱，才得到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 总算是念上了中学。

漂荡无依，失学失业的生活，使他有机会认识了一些进步的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北京解放后，几个朋友听说解放区读书不要钱，鼓励他去北京考学校。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陈握瑜于1949年3月来到北京，参加了华北大学的短期培训。南方解放后，组织把他调去湖南，1950年到中南大学进修，1954年调去省委党校，一直在党委机关的宣传、文教部门工作，而后在省委党校从事理论研究。

五舅十六岁远离故土，在异乡举目无亲，孤身一人过着漂泊无依的流浪生活，他感激共产党收留了他。五舅经常想，像他这样的人，是没有前途的。是共产党给他许多次学习的机会，给他解决了一切，把他变成一个有用的人，他坚信，只要自己不犯错误，他的党是永远不会抛弃他的。五舅对党忠诚不贰，为人正直善良，然而，就是他这样的共产党人，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竟然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五舅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下放到湖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劳改十余年，当时正在中南大学读书的女友，也因受到他右派问题的牵连而自杀。1967年，他到北京反映问题，当时正是文革初期，返回长沙即被捕入狱，羁押五年。五舅被打成右派后，二十多年没有给家人写信，直到彻底平反，才与家人回复联系。最初，他以为问题不大，很快会澄清，不应让亲人们担这分忧虑。但是后来，他眼见许多同志的家属、亲友遭到无辜株连，就更无勇气联系家人了。

1978年，根据中央政策，湖南省委党校对他的问题作了改正，五十三岁的陈握瑜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名誉，被任命为长沙锅炉厂党委书记，后又调到长沙市委党校任职。陈握瑜1985年离休，享受厅局级待遇，他终生未娶，晚年孤独无依，临终前将积蓄交给党组织,在长沙市委党校设立了“握瑜教学奖”、“握瑜科研奖”，去世时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