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电瓶
方晓林:(方晓林:两个电瓶 会捉鱼的,门前塘中有。妻却说我连虾也弄不到。 我并非懒惰。生活如一条无形的鞭,一个劲地抽打着我
方晓林:
(方晓林:
两个电瓶
会捉鱼的,门前塘中有。妻却说我连虾也弄不到。
我并非懒惰。生活如一条无形的鞭,一个劲地抽打着我。我像是砣螺,不停地转,拼命地转,却转不开柴、米、油、盐的旋涡。
金钱如美女,似乎嫌弃我太丑太蠢,远远地避着我,躲瘟神一般。我强扯硬拉都不拢来。
家里实在是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似乎一点也不为过。当然,并不是到了断水缺粮的地步,吃可以吃差些,穿可以穿旧点,就是手里头缺钱,怕就怕又钻出几个人情来。
日子照样地过,我也没去想办法,也想不出什么好点子去改变目前这种困境。一切听天由命,随遇而安。正好,妻的三姐说是她在西藏的生意还可以,劝我们去那边打拼打拼。我说,我不去。不愿离开门前三亩责任田,尽管它耗掉了我无数汗水,却并没有流出几滴油来。但未必西藏就屙金出银。妻却一副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去闯一回的气慨,迫不及待,义无反顾地走了,走得匆忙,走得坚定。说是无法忍受这贫苦,无法忍受这人前人后低三下四的日子。
妻似乎一到西藏昌都,就做起了生意,生意很不错。我却惨了。人情来了,大女儿要上学了。以前是妻急得团团转,对我说,你也出去借钱啊,你可是一家之主呀,怎么就坐着一尊神样呢?怎么就是我的事呢?现在好了,妻不在家,得亲自打理这些“大事 ”了。低着头,赔着笑脸,装着孙子,向人家借钱。
有钱的主子,有的明明兜里装着钱,却一本正经地说,呵、呵,对不住了,刚刚借走了。这是看的起你,给你留点颜面。有的干脆不借,说你一副穷酸相,怕你还不起,那是贬低、鄙视你。有的直接从裤兜里掏出个=、三十块给你,说不必还了,那是羞你的人格,辱你的自尊。反正,我借了几家,空手而回。
妻似有先见之明,来话了,问我去不去?不去,一切免谈。去的话,打钱过来,并说帮我找好了工地,五十块一天。
“一天,五十块?”村子里的人很是惊讶。看得出他们惊讶之余,更是投来羡慕的目光。泥瓦匠才二十四块,小工才二十块呢,而做小工,人家还挑三捡四呢。
没办法,己无退路。或许正如人们所说的,树挪死,人挪活。换个地方,整下容颜,美女般的钱,一时半会或许还发现不了,近了我的身――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到了昌都,妻说的做生意,原来是擦皮鞋,还不停地叮咛对家里千万不要说呀。早上挎着鞋箱,一手拿着个小凳子出冂,傍晚才回来,起早贪黑,辛是辛苦,晚上数起票子来,妻却是满脸红光,很是满足。我呆了两天,就去燃乌那边打工,后完工了,又回昌都,收废品了。
我收着废品,收着废铁,废铜,废塑料什么的。像我这样傻头傻脑,缺点心眼的家伙,倘若这是在内地,恐怕被人卖吃了,还帮人数钱的货色,跟这些一根肠子直到屁眼的藏族人打交道,倒是螺丝配钉钉,正合适。生意也顺风顺雨,顺心顺意。
几年来,几乎天天出勤,不分过年还是节日。在昌都,藏族人有他们自己的节日,汉族人过着汉族人的年节,也不过是零星的几个炮响,意思意思,谈不上什么气氛。我们夫妻俩更是实在,过什么年,过什么节,互相戏谑道,有钱人,每天都在过年过节,穷光蛋就算过年也是年关。再说过年过节并没有什么特殊,和平常一样,同样是一天。一样的天空,一样的昌都,一样的二十四小时,一样的早出晚归。唯一不一样的是,妻子擦皮鞋要价是两元一双,比平常高出一倍,收入多了些而己。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逝。太阳依然从东边山头上冒出来,转个狐,然后从西边山头上落下去。一切是那样的风平浪静,从从容容。然而,这种平静,却在一个冬曰里被打破了。
我不小心,栽了跟头。这跟头还栽得不轻,竟栽到“号子”里去了。当然,这是说严重了些,准确地说是拘留在县公安局,离坐牢还差十万八千里呢。平民百姓对公、检、法,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也难以区别拘留、劳教、进监狱的不同,以为差不多一个性质,而笼统地称为坐牢了。
那天早晨,太阳才出来,妻背着鞋箱就出去了。我漱完口,返身回屋,刚抬头,两个警察一左一右立在我面前,竟然悄无声息,把我吓了一跳。
其中一个板着面孔,极其严肃地说:“你是不是收了电瓶?”
收电瓶?对于收荒者来说,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我觉得问得唐突,还来不及回答,眼的余光瞟到了后面跟着的那个“长毛”,就感觉不对头了,惹事非了。
那个警察大概看出了我的心虚,也断定了长毛所指不假,便直接了当地说:“那是盗赃货,两个电瓶在哪里?”
自然是在废品站。我所收废品,当天收,当天出,就算是旧摩托呀,废电机之类,也是在废品站拆开卖了,再回来。
我锁了门,上了警车,心想这下完了。自己收了盗赃货,屁股里的屎怕是难擦干净了,却还要牵扯到老熟人。见了他们,叫我情何以堪?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面对。
这家废品站,由大姐和二弟经营,先在县城中的一个小院子。我跟这姐弟俩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他俩也常当别人的面,笑说我是他们开张的第一人。后来,生意太好,忙不过来。大姐的丈夫及五弟夫妇被叫过来帮忙了,我说他们老板,他们却急忙更正,说他们也是打工的。场地也从原来的小院子搬到了扎曲江边废弃的油站处了。
好在这几天,废品站没有走车,电瓶还在。一个警察吆喝着人把电瓶搬上了车。当时二弟不在场地,大姐一脸平静,没说什么。大姐的丈夫明显对我不满,小声嘟哝着:“你怎么把他们往这里带呢?随便撒个谎不行吗?”
我还没有这智商,真的不会撒谎。难道说它丢了,或是不知道送去哪个废品站了?你当警察是二百五,小孩子?这样的谎言谁信?
废品站的问题似乎很严重。大姐见丈夫和五弟夫妇一副不知所错的样子,站出来说:“我随去公安局一下,你们忙你们的吧。”
已到车边的警察问吆喝着警察,是不是我也要带去?
这警察手一挥,吼道:“一起带走。”
到了公安局,我和大姐一下车,车就开走了。一个早等在那里的年轻警察将我们带到了公安大楼二楼办公室。这一路,大姐啰啰嗦嗦地重复着:“我真的不知道,这电瓶是偷来的。”
办公室里,一个中年男警正在办公桌上写着什么。我们进来,他只是抬了一下头,看了我们一眼,又伏到桌上写去了。大姐的二弟,赶了过来,还在走廊里就忙着分烟,陪着笑脸。中年警察停了下来,并不理会二弟,先问了一下我的姓名,就叫刚才那位警察又把我带到了楼下。
公安大楼东边是一排矮小的小木屋,大概有五、六间房。青年警察将我带到一间房前,掏出一串钥匙,找到一个打开了门。
我很犹豫,难道连是个什么情况都不问一下,就把我关到里面?青年警察不耐烦了,将我一推,说:“进去,拿五千元来取人。”说完“啪”的一声随手关了冂。
房间四周是一块块木板拼成的,地面也是拼着木板。门对面一个小伙孑坐在皱皱的薄如纸片的破絮上。小伙子大概十六、七岁,一张娃娃脸。一张脸像喝了酒上脸一样,红红的。尤其是两边脸颊上那铜钱般大小彤红彤红的圆块,格外醒目,像是涂抺了厚厚的胭脂,这是藏族人最明显的高原红标志。从我进来,藏族小伙子就直直地看着我。
我掏出烟,也没问他抽不抽,丢给他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闷闷地抽着。小伙子迅速掏出火机,点燃烟,猛吸几口,然后很舒适地吐出烟雾,问我:“怎么进来的?”样子很滑稽,似乎带有一种调侃的味道。
我不愿也没有心情搭理他,硬硬地丢下一句:“刚才走进来的。”继续抽烟,不再说话。
不一会,妻抱来厚厚的垫盖絮,喘着气说,她在昌庆街空坪里,才放下椅子,摆好鞋箱。同行李大姐走过来,焦急地说,你还在这里呀,你老公关公安局了,难道你不知道呀?妻说,她出来还好好的,不可能吧?李大姐说,这事还可随随便便胡乱扯的,可能要关好几天呢?妻赶紧回家,抱来被絮,寒冬腊月的,谁受得了这冷?妻带一丝忧怨地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妻倒是细心,想得周到。我愁眉不展,抓来什么都不说,就关到这黑笼里,难道真的要罚五千?我气愤地说:“罚五千,要过年了,怕是想钱想疯了。”
妻紧张了,焦急地问:“那怎么办呢?”
我收起情绪,平静地说,还能怎么办,呆呗。我就不信,他们还能把我关到过年。在废品站,不是有一个警察说要不要将我带来,这说明我的问题是微不足道的,我是可来可不带来的。之所以另一个说要带走我,有可能想从我这里,能捞一个算一个吧。再说,我收人家的东西,难道还先问问人家,这东西不是偷来的吧。
妻点了点头,也认为是这个理。大概关不了几天,就放了,说:“过几天,再说吧。”说完就走了,因为探望的时间差不多了。
下午六点左右,长毛也关进来了。
我气不打一处来,恶狠狠地说:“长毛,你小心点,出了这个门,你想死就是。”其实,在这里,远在它乡,身居异地的我也是孤家寡人,真要和长毛打起来,未必打得过。这也只是发发牢骚,舒舒气罢了。
长毛并不顶嘴,低着头,似乎是很小心,轻手轻脚地坐在了一角被子上。
藏族小伙子看到我与长毛不对色,可能是受不了这里的压抑,忍不了心中的郁闷,终于找到了突破口,顿时来了精神,眼睛明显放出光来,嬉嬉哈哈,对长毛说:“怎么进来的?”
长毛没有搭话。小伙子站了起来,猛地将他掀翻在被子上,然后跨上去,像做爱一样,那一拱一拱流里流气的动作,让人作呕。折腾一阵后,接着又问:“说不说,你是怎么进来的?”
长毛是云南人,前一阵子在工地上干活,后来冷冻下来了,工地停工了。他说他不想回家,便伙同几个工地上的同伴,想来昌都找点事做。事没找着,倒是几伙计,今天这个馆子,明天那个餐饮,风是风光了一阵,可兜里的钱就没几个了。
钱没了,问题就来了。最基本的是吃穿住。穿,不是问题。衣服从工地上带下来了,虽然就那么两身,破点脏点无所谓。头发不剃,可结辫子了,这也是我叫他长毛的原因,又不洗不疏,脏乱得一塌糊凃,这也不要紧,反正这里谁也不认识谁。
住,也不是蛮大的问题。离城不远公路下有几个寒洞,倒没有水,去山上弄几把柴,烤着火睡,虽然睡不香,还是冷,但咬咬牙,还是挺得过去。吃就麻烦了。上工地还早着呢,要到冰解冻了,还有两个月呢。饿几天还行,可两个月,怎么办呢?
饥寒起盗心。长毛说,这电瓶是偷来的,并且偷了上十个。这里村庄相隔甚远,村子里每家至少有一辆摩托,大部分还有大卡车,时风牌小四轮,不出车时就停在屋前院子里。因为民风纯朴,他们毫无防范之心,根本就没想到电瓶会偷,不对,马上就报警了。
这次,几个同伴趁天黑,望风的望风,打掩护的打掩护,唯独长毛胆儿肥,直接上车去缷。谁知,运气太差,被逮了个正着。其它的一窝蜂跑了。
我对云南人还真没好印象,在昌都尽碰些云南的孬种。我刚到冒都时,先在燃乌那边做了几个月工。一天,一个云南人向我借个三、五十块钱。我听他借钱,非常惊诧。我跟你很熟么?尽管工地隔得近,也顶多打了几个照面,我连你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借钱给你,以后恐怕连你的人都见不到了。但我最终还是借了,并非我心地善良,而是我不善于拒绝人家。事实上,从借钱后,再连他的影子都见不着了。
山不转路转,路不转水转。我们在昌都碰面了。那是一天下午,我推着三轮车,满满的废品,赶着去收购站。快到农行时,我看见他正对我走来。显然,他也看到了我,但转身想躲开己经来不及了,却放幔了脚步,尽管还是向我走来,却朝一边靠去,头也偏向那边,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我心里开始骂娘了,他竟装着没看见,我叫住了他。他说:“呵、呵,还是你吆。”我没好气地说,借的钱该还了吧。他说,他身上没有,在住处,就住在那六楼里。他指了指路边一栋最高的楼房。真扯他妈的蛋,连说谎也没个谱。我真想揪着他的衣领,拖他上六楼,逼他还钱,至少扇他几个耳光。后来一想,算了,出门在外,谁没个难处,想还钱的早还了。时间也不早了,莫耽误了我出货。
另一个,也是云南人,也是当初打工认识的。他当过兵,曾拿出证件给我看,是个下士。当初在一起时,他总是抱怨带队的怎么是另一个人,而不是他。那个人又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能耐?管理上这也有问题,那也有毛病。我听厌了,总想避开他,说这些给我听有什么作用?反而让我瞧不起你。难道下士你又有什么过人之处?这里埋没了你的才华?
后来,我与妻去了波密,我再返回昌都时,妻没有跟过来。我一边收废品,一边找住房。他突然从路角落处跑出来,拦住我,说他也在找租房,后找到一处合租了。他却说他没有钱,让我代出。 我想也真够倒霉,但房子难找,耗时间,又不好意思不留情面把他劈开。谁知,他还得寸进尺,米也不买,菜也不管,都是我在掏钱。我说,这怎么行呢?他说,他正在找工程,要是承包了工地,就要家里寄钱来。一切显得多么不着调。越住越久,他欠钱也越来越多,快一千了,一千块可不是小数目。不过,后来他真的包到了工地,他的妻也真的寄来了钱。谢天谢地,他总算没有不辞而别,这下士还不错!不过当初,我可是提心吊胆过着日子,就算是钱还了,我还心有余悸。
这次,是这长毛了,云南人,他老先生不光当初卖电瓶时,顺便还借去了三十元,还把我送进这公安局里来了。偏偏又关在一起,也好,我没有动他,却被藏族小伙子欺负,话该。
“哈哈,原来你是小偷,偷东西的。”小伙子指着他,朗声笑道,转而又落下脸,说:“你怎么不回家呢?想偷东西?快说。”
长毛不是不想回家,主要是钱不多,没有底气。他在工地时,并不像推荐我的人面子大,有五十元一天,而他才三十,几个月下来,腰包并没鼓起来。而回家,光车费得要六百,再过个年,便光溜溜了。再者,长毛不愿跟父母一起,见面就吵。长毛初中还未毕业,就走入了社会。父母见他游手好闲,比高比低,说他无能。说他无能,就不服气,还要将他跟别人相比,他更是无法忍受,总还以颜色:“少讲些,闭嘴。”然后摔门而出,甚至几天不回家。父母心挂儿子,低声下气,求他回家,又开始声泪俱下,又开始比高比低。他说,烦死了。说自己没手艺,没亲帮,去哪里去赚钱?更多的则是怪父母太没本事,太懦弱无能。别人家,当官的当官,去城里的去城里,就算是再没本事,也在起楼房了。而他父母连他来这里打工,路费还得东措西借。
我见小伙子趾高气昂,人关在这里了,并不觉得羞耻,反而像是出国留洋,在国外渡金一样兴奋,好奇地问道:“你又是怎么进来的呢?”
小伙子头一昂,高傲地说:“我是我父亲送进来的。”
小伙是高干子弟,把一女孩搞大了肚子。女孩父亲找上门,后来双方吵了起来,吵得很凶的那种。藏族有的地方有这种风俗:女孩一旦破了身,必须嫁给男孩,男孩也无条件娶这女孩,否则违了族规,惩罚极其严厉。男孩是怎个惩罚法,我没打听清楚,但女孩就嫁不出去了,便何况还有了,问题就恁严重了。
小伙子说着这事,倒是很兴奋,好像是说的别人的故事,压根就觉得无所谓。我也根本看不到他有半点的内疚和悔意。
小伙子接着又夸耀道:“这里的局长是我父亲的朋友,经常到我家吃饭,我还叫他叔叔呢。他对我说只关半个月,今天第十四天了,明天我就自由了。”
小伙子是自由了,终于摆脱了那个女孩。凭借在这里关了半个月的“禁闭”,逃避了族规的制栽,总算是透了一口气,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了。只是没想到,老老实实的我,人到中年,居然还要体验下“班房”里的生活,尝尝“钵子饭”的味道。
回想那天,我沾沾自喜。出门不久,在市县交界的那座桥上,长毛跑到我跟前问:“要电瓶么?”
在前方桥头,有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后面桥尾也有一辆跟过来。我快一分,也就过去了,迟一秒,让桥尾的抢先了。长毛早一秒或迟一分出现,我也就错过了。这几天,电瓶一天一个价地暴涨,而物主的思维还停留在昨日的框架里。你看我这运气!
付完钱,我准备动身。长毛说:“你住在哪里?”见我没有回应,长毛又朝我身边挨了挨,压低声音说:“我在工地干话时,弄了不少废铁、废电线等,我想几时有空拿过来卖给你。”
见他还有废品,并且送过来,让我省时省力又省心。我顺手指了指住的方向,说:“就在那,城管家属区进门的口子左边。”当时,我根本没想到“盗赃货”这三个字上面去。我只知道,这里的下水道井盖是不能收的,就如内地的铁轨一样。
谁知祸从口出,白白地要牲牺五千个大洋了。五千块呀,我两个月都赚不来。临近过年了,真应了那句:“年关、年关”了。
夜里,我在房子的一角,将厚厚的垫絮铺好,把厚厚的盖被,垫半盖半,睡下去还算舒服。只是担心藏族那小子不会来骚扰吧,那毯子样的絮未必有半点热度?夜深了,我醒了,总感觉后背有丝丝凉气,如山边泌水,咕咕地直往上冒,两场这么厚的絮居然还挡不住。长毛挨着被絮缩成一团,时不时地将絮一扯一扯。我早己滚成条状,他又不敢太用劲,自然扯不动。反观那小子,却在另一边睡得好死,难道他不是人的皮囊?
要来时,我想西藏的气候应该是很恶劣的,但在昌都这几年,反觉比我江南老家还要好。气温相比江南也不见得低,一年四季,几乎天天都是晴天,似乎就只认认真真地下过一个整天的雨。平时偶尔,天上乌云密布,黑云还向下越压越低。人在路上,前不着村,后不挨店,怕是要淋成落汤鸡了。可下了几滴雨,便烟消云散了。雨像是发射的火箭,急着去哪个星空,只是路过这里而己。太阳像是被逗玩的小宝宝。我们手蒙着脸,小宝宝皱起了眉,要哭了。我们“唶”的一声,放下手来,小宝宝便露出更灿烂的笑脸了。不像江南,那迷濛的梅子雨,让人心里都长了霉,还不肯罢休。夏天没那么热,热不热,还在其次,关键是这里居然没有蚊子!
今晚,我真真切切地体会了这冬日里早晚的温差。以前,大概是床隔开了地气,人早早地睡了,没感觉到罢了。
第=天上午,外面有开门的声音,藏族小伙应声而起,知道是“请”他出去了,对我们笑咪咪地说:“你们莫谎,也快了。”
“快了?怕要留我到这里过年。”自从关进来后,他们不闻不问,当我空气似的。
长毛忧心如焚,说:“你呆不了几天,我怕是出不出去了。”
长毛想明白了,想到后果了?我收了他盗来的电瓶,尚且要罚款五千,算是他们抓着的老鼠了。只是要我硬劲劲地交出钱来,心有不服,不情不愿。长毛呢?自已偷来的电瓶,硬是从人家的汽车上,扯了电线,卸下来的。罪过就大了,不罚得他血滴滴的才怪。甚至罚了还有牢狱之灾。
长毛身上是没钱了。不知这愚蠢的警察是不是也像对我一样,只是问了姓名,就关到这房里不管了?我有妻分担,他呢?不知他那些同伙,是不是有同地方的,告诉他父母没有?
我给了长毛一支烟,说:“你父母知道吗?”
“应该不知道吧,同伴中虽有一个是同村子里的,但回不去,没钱。”长毛吸口烟,叹气道,“知道了,能咋的。”
知道了,又能咋的?看这长毛,至少是标标准准的穷二代,这就麻烦了。当然,父母岂能不顾不管,就是砸锅买铁,也要为儿奔波,可家里又有什么东西拿的出手,又值几个钱?肯定得借。穷人是难借到钱的,先不说放眼四周,是穷窝窝一片,就算几个有两个闲钱的,他也是勒着裤腰带省出来的,自己舍不得花,看了正面看反面,会借给你?更何况去赎在牢里的孬种。我甚至怀疑,连路费都难凑齐。辛辛苦苦养了这样的儿,真是雪上加霜呀。
长毛丢掉烟头,突然又说:“倒霉死了,他们倒是安然无恙。”
我说,你认为他们又好过得哪里去?这时,我又想起了那白白的屁股。我收荒时,在啤酒厂过去点的那一段路上,常见一小伙子,从六月起,就在路边。十一月了,天气很冷了,他还在那里逗留,还是单衣单裤。有时他对面过来,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过去后迅速跑开,跑远点后才慢慢地走,有时,看见我从后面来了,就朝前跑几步,再快步朝前走。只见他一边屁股处的裤子开了个大口,那布还吊了下来,像把蒲扇,一搭一搭的。半边屁股露在外面,白白的,时隐时现,慢慢地缩成一个点。这可也是父母亲的儿子呀。
做父母的,在你小时候,心肝宝贝地养你疼你,但成年人了,你是该出外打拼了,谁能料到你却是这个打拼法。露屁股的小伙子,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落单在这里。同样,长毛的同伴在这寒冬腊月又何去何从?
长毛将会面临什么?我无法推测,总觉得年纪轻轻,走到这步,确实可怜。本来,他把我送进公安局,我该怨死他了,可又恨不起来。想来是自己太蠢太憨,几十岁的人了,毫无见识,一连串的失误,又怨得了谁呢?长毛卖出去十来个电瓶,为什么偏偏就追回了我收的两个?
长毛那天下午这么晚才进来,是因为又跟着那两个警察满城去追赃物了。在昌庆街,就指认一老妇人收了他的电瓶。
老妇人背着背篓,篓里几个酒瓶子。
老妇人恶狠狠地说:“我没见过他,我也没收过电瓶。”
两警察同时看向长毛,老妇也凶凶地看过来。长毛刚和老妇对上眼,旋而低下了头,再也没有勇气指认了。
或许是老妇人的死不认账,怕卷入扯皮的麻烦,或许从这老妇人身上也榨不出什么油水,或许已经有了替死鬼,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警察没好气地对长毛说;“下次看清楚点。”顺势下了台阶。
这天夜里,我被折磨得受不了了。厚厚的被絮尽管还是垫半盖半,上面倒是热乎,下面的垫盖絮似乎沾着了水,板结成了冰块。那泌水眼似乎洗空了,寒气一个劲地往上窜,渗透了皮肤,直往脊背骨子里钻。我转身侧睡,一会手臂又冰冷得不行了。于是,又平睡,又侧睡,辗来辗去,直到天明。
妻送来早餐。顺便说一句,先前还想尝尝牢饭,其实,这里不管饭,自己出去买回来或亲人送来。吃着早饭,我才真正地体会到有妻真好。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到底会怎样?还真不好说。至少同在一窝,小灾小难,可以共同携手,共同面对。而这单身汉长毛,他应该冻得更惨,可有谁怜悯他?同伴不敢来,父母怕是还不知道他“老兄”还在这里呆着呢?
吃完饭,我说:“看来,还得交钱,不然命都要送这里了。”实在是耗不下去了,我不能拿我的健康作赌注。现在年轻,勉強扛得住,倘若老了,得个风湿、关节炎什么的,那晚年就遭罪了。先前赌气,硬扛是不明智的,他们是吃什么饭的,拿你等小百姓,连捏都不需要捏,能不乖乖就范?虽说出门在外,为的就是几个钱。不然的活,谁愿丢下儿女,远离父母?你认为真的是书呆子说的“无限风光在远方”呵?但我这身板,确实扛不住,破财折灾吧。
罚款,虽简单粗暴,但狠毒啊。
大概下午三点钟吧,那关我进来的青年警察又把我带到办公室后就离开了。还是那个中年男警仍然写着什么,头也没抬,轻轻地说了一句:“你可以出去了。”
我差点“啊”出声来。说交钱妻就交钱了!我虽心暖但也肉疼,妻怕是要吐血了。记得有一次,我从麻将馆出来。妻看见了,却一改往日的脾气,不是大吵大闹,而是顺手从腰包里拿出一张百元大钞,对我说:“老公,你看这面是什么?”
见妻不吵不闹,叫的如此亲热,我心里很受用,开玩笑地说:“毛泽东,你不认识?”
“这面是血。”妻又将钞票翻过来,问:“这一面又是什么?”
我立即收住笑,装严肃地说:“血上加血。”
“这一面是汗。血汗钱!”妻说完,开始数落我了。“每去一次,要交十元牌桌费,白送麻将馆了,还……”
妻啰啰嗦嗦,唠唠叨叨,像是倒豆子,倒满了几萝筐,外加几箢箕,还在没完没了。
十元的血汗钱,让妻如此,而这次却是“血上加血”的五千人民币啊!
不过,钱是王道。毛嗲嗲真够伟大,只要一露面,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一切理由都合情合理。活在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怪不得前仆后继的人为钱去拼命,拼命只为钱。
长毛被生活所逼,偷偷摸摸不走正道,简值是自寻死路。而你警察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要钱,你就不感到可耻?我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转身就走。前脚才踏出门槛,背后却传来一句:“记住,明天一早把钱送来。”
居然没有交钱?我被弄迷糊了,脑子更是转不过弯来,反身弱弱地问:“送多少?”
“随你的便,有多少送多少。”
或许是昨晚的寒心透骨将不再重现,或许是瘪着的钱包并没有被捏得更扁,或许是两者兼有吧。我抱起被絮出门,走起路来格外的轻松愉快,心情莫提有多爽歪歪了,只差没有哼出曲子来。出了公安大门,我猛地呼吸了几口,突然发现空气格外的清新,似乎有一点淡淡的香甜味道,真的好过隐。午后的阳光,特别的柔和且温暖。太阳似乎不是悬在空中,而是挂在心里,照得五脏六腑通透而明亮。
妻迎面走过来了,舒心地说:“我都还没有走到,你就出来了,真快。”
我疑惑了,回味妻的活,你几个意思?
妻顺手从我手里抱去一场絮,边走边说个不停。
从我抓进公安局,妻就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饭,好好地睡过一个安稳觉。不知道问题倒底有多严重,去找他们,根本不让进,说是等结果。倘若结果一出来,判刑了。在这千里之外,叫她一个妇道人家怎么办?她说若坐牢,她可以在这里呆下去,直到我出来。但听说牢里有牢霸,可不是说着玩的,你又瘦弱,倘若被打成伤腿病残,又如何是好?你可是一家的主粱骨啊。莫看到她做这么多好吃的送过来,其实她自己都舍不得吃,也吃不下。只是你没心没肺,才不管这么多,吃得下,睡得香。当然再急,也没办法,没主张,唯一能做的也只是送送饭。
送饭时,经过益阳老乡开的小店铺。老乡见妻提着饭盒,莫名其妙,便问:“这是给谁送饭呀?”
妻说出前后经过。老乡说:“噢,这么回事呵。我有个朋友,叫李承志,湘西的,市公安处一、二把手,你可以去找他。”
妻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急忙记下了地址。临走,老乡叮嘱道:“他帮不帮忙,我可不知道呵,但你不要说是我要你来的啊。”
送完饭,妻急急地赶到地公安处, 找到门牌号,捋了捋头发,整了整衣服,便轻轻地敲了敲门。
门开了,开门的是个年青人,说:“找谁呀?”
妻说:“请问,李承志老乡在吗?”
青年笑道:“哇,我们都李老李老地叫,你却直呼其名,派头蛮大呀。”李老正坐在办公桌前品茶,说:“进来吧。”
“您好,您就是李老乡啊。〞妻进来后,直入主题,说,“我来请教您一点事的。”
李老说:“坐,坐,慢慢说。”
妻刚坐下,年青人泡来一杯茶,妻说:“我老公收了两个电瓶,不知道是盗赃货,关在县公安局,不知道问题严不严重?”
年青人来了个很夸张的表情,说:“哇噻,收了盗脏货,那还得了,怕是要坐几年牢的啊?〞
妻眼泪出来了,急急地说:“怎么办呢,离家又远,那怎么办呢?”
李老笑道:“没事没事,逗你玩呢,你回去吧。噢,你老公叫什么名字?”
妻说了我的姓名,还是放心不下,焦急地说:“怎么办才好呢?”
李老说:“你走得到,他就出来了。不过,以后要注意点。”
谁知真的才到,你就出来了。
原来如此,我还认为是毛嗲嗲的功劳。
“我一路还在担心,李老到底帮不帮忙呢?倘若是一番推辞的话,肯不更麻烦了。”转而妻又笑道,“怎么这么听话呢?又不是他的儿子,就算是,儿子大了,叛逆性也強。更像小孙子般的乖。”
回到租房,我们放下被絮。妻开始铺床,说:“总算是可以舒一口气了,今晚好好地睡一觉。”
我说:“是的,好好睡一觉。”
妻感慨道:“世上还是好人多。你看李老多好,我们以前根本连面都没见过,只是老乡。”
是啊,他是湘西,我在湘北,差个千儿几百里呢,却是老乡。偏偏我就有这样一个身居高位,实权在握的老乡,偏偏这公安局还正属于他直管,偏偏他又如此肯帮扶。真是吉星高照,我憨人有憨福。
我确实兴奋了好一阵,可静下心来,却又生出无限悲哀。
对于李老,我的事何等之渺小,屁都不算,一个电话就摆平了。
对于我来说,再多的不甘心,不服气,只能忍着、憋着。所幸是远在它乡,父母不知情。倘若知道了,岂不整个家都要鸡飞狗跳了。我甚至还在大胆地推测,李老要是也帮长毛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电话的事?
或许,长毛后来也想到了明天,想到了将来,但似乎己经太晚。只能任由法律的制裁了但似乎己经太晚。可怕的是这些警察也是定了指标,规了任务的,为了业绩,你那可大可小的罪行,可轻可重的判罚,你既无人脉又打点不了,谁又说得准呢?长毛啊,我们这些人,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先擦擦眼睛,擦的雪亮雪亮的,并且睁着我们的狗眼,看清脚下的路。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谨小慎微,心存敬畏。一步都不能歪,一歪便是深渊,不光自己跌下去,甚至连带拉下你的父母、兄弟、姐妹。
警察,一直在我心中,是何等神圣的存在,尽管近些年,听到不少微词,但我并不认同,头上的光环依旧。李老的这一个电话后,我想其实都是人,都很平凡,都可以浑水摸鱼,谁又傻傻地装高尚。
妻铺完床后,说:“是不是先去感谢一下?”
我说:“买点水果吧。空手登门,似乎缺点诚意。”
晚上,我们买了点苹果、桔子,来到李老家。我说:“感谢您,真的非常感谢您,不然的话,真的还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
李老摆摆手,说:“其实,我并没有帮什么。从你妻子的言语中,我认为你并不知情,又积极配合,追回了赃物,是没有法律责任的。”
我不懂,疑问道:“既然没有责任,怎么关了呢?”
“因为要搞清楚,你倒底知不知情?如果明知故犯,谁也救不了你,显然,你不知道,不然你会告诉他地址?法律是对事不对人的。〞接着李老看向我的妻子,说,〝你看我说的这么轻松,认为是我帮忙了?我是看她太焦虑,安慰一下。碰巧而己。〞
我似懂非懂地“呵”了一声。
妻立刻答言道:“不管怎么说,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记于心。”
李老说,你们怎么还没听明白呢。他们办事,很务实,有罪无罪,都得有法律依据。我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从不干涉他们,尤其是办案。在这里,我们是老乡,顺便提醒下,有的盗脏货,难以辨别,千万要小心。
辞别李老,我想看来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都是成年人了,应该懂点法律,知些皮毛!
妻接着说:“以后怎么办?”
“快过年了,好好地过个年,调整一下情绪,扫扫霉运,明年从头再来。”
闲来无事,四处晃悠。几个熟人看见我,远远地笑。我转来转去,又转到了那个废品站。
大姐眼尖,远远就看见了我,向我招呼。待我走近,她说:“出来了。”
我说:“呆了两天,罚了几千。”
大姐轻描淡写地微笑着说:“我当下就回来了,交了一万。”
罚了一万?你竟然是这样轻松的口气?我不大相信。可能也对,对于财大气粗的人,一万块也确实不在乎。
我说:“唉,福不连人祸连人,还连累了你们。”
大姐急忙摆手,说:“没事,没事,下回有货还是送过来。”
年后不久,我送货废品站。在西边那座桥上,碰着了那藏族小伙。当时我并没有注意,慢慢地骑着三轮车。迎面走过来的他,向我招呼,他身边一个姑娘默默地朝桥边走去。他给我一支烟,说:“什么时候出来的。”
我说:“年前。”
他说:“那一个呢?”
那一个,我知道指长毛。我再也没见到过他,大概是送监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