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没有见过空气炸锅

许是农耕时代的记忆在基因中的承袭，人们对于一日三餐的传承改良和创新上，从来不吝不辞。比如之前铺天盖地对空气炸锅的推介，那些制作

许是农耕时代的记忆在基因中的承袭，人们对于一日三餐的传承改良和创新上，从来不吝不辞。比如之前铺天盖地对空气炸锅的推介，那些制作出的美食强烈冲击着我的视觉和嗅觉。刚张口就被老张断然否决，理由是：功能重叠。瞧着厨房大大小小的锅很多功能大同小异，一年到头也就一两个前线作战，其余都潜伏在在犄角旮旯，几年都用不上一回，于是那颗蠢蠢欲动的心被硬生生按住。

否定的话音还在绕梁，老张就将一只空气炸锅拎回家来，不用问，吃货同事的功劳呗。所谓的原则有时也会败于从众心理，尤其是在口腹之欲面前。

次日餐桌上出现了炸鸡翅和炸豆腐。鸡翅金黄鲜嫩，味道鲜美，豆腐外脆里嫩，搭配灵魂蘸汁更是妙不可言，对于我这等烹饪菜鸟来说，这锅相当于傻瓜相机，操作简单，使用方便，首次体验感觉不错。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作为渗透力最强的文化类型，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贯穿历史的作用，上至庙堂宫殿，下至陋巷茅舍，都使之传承并发扬光大。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食物的烹饪也要求尽可能缩短等待的时间，与之相匹配的炊具也在不断改进、创新，这是烹饪技术的发展要求也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体现。比如今天这口锅，你只要参照着说明书上关于各种食物的烤制温度和时间，可以省略很多步骤，一键烤出很多菜品，无油且相对健康。

嚼着汁水四溢的烤豆腐，童年时白豆腐蘸酱油的记忆里忽然涌现，那些沧桑的画面夹杂着久违的味道，穿过岁月的尘埃，逆着光，迟疑、飘摇却又坚定地向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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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计划经济下物质相对匮乏。从早到晚地大人们都在为一家老小糊口忙个不停。我出生前，父母带着几个哥哥租住在三里洞煤矿一间窑洞里，用晒干的泥坯垒成炉身，用碎麦秸杆和泥糊起来，炉体抹得溜光，能烧柴偶尔也烧炭。一口砂锅兼备了煮锅炒锅全部功能，一家人就在这泥巴炉煨的汤水中艰难度日。

1966年为了支援新建设的徐家沟煤矿，父母领着一家老小雇了一辆马车开始搬迁，一口木箱，几床旧棉絮铺盖就是全部家当。开始先借住在宿舍，找到一处宽敞点的地方后，父亲利用下班时间平整好、拉土打胡基、找檩条、寻麦草，两年后终于小燕衔泥般盖起了一间小屋，房山头处搭了间茅棚，用捡的碎砖头砌成一个简易的坑灶，新生活就此展开，生活有了盼头。

从打有记忆， 看到母亲和哥哥天不亮就去石矸山拾煤，用扁担挑回家，拾煤基本上是那个年代矿区孩子的必修课，仨核桃俩枣的微薄收入用来解决粮食问题，做饭、取暖全靠去石矸山拾煤，那些起早贪黑用肩膀一点点挑回来的煤支撑着生活，也温暖了很多人的记忆。后来，父亲改造了灶头，砌有两个灶口，一个自然通风，由炉子下方的进气口提供氧气，另一个用风箱加压，两者共用一个烟囱。风箱灶口火力自然猛，做饭稍快一些。家里一帮工人学生，饭菜没油水，消耗的快，进门就喊饿，母亲一刻也不得闲。看着母亲在炉子和案板之间穿梭，五六岁的我要帮母亲拉风箱，母亲心疼我还小，身子骨弱，还没拉几下就被换下。母亲在案板揉馒头，我拉风箱，小手紧握住拉杆，用力推拉，炉膛里火苗舔着锅底，火焰变幻着各种形状，小女孩的脸红扑扑的。待馒头放进锅里，母亲坐在小板凳上，边拉风箱边哼着豫剧，我靠在她腿上前后晃荡，馒头的香甜从塞着布条的铁锅里噗噗嗤嗤溢出来，鼓胀了我饥肠辘辘的细胞，灌满了童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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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站作为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很多人记忆深刻，几乎每个孩子都曾跟着大人去粮站背粮买油，排很长的队，拿着粮本面袋子，拎着油瓶子，每月每人多少粮，粗细粮搭配比例多少都有定数。粗粮大部分是高粱米、玉米面、玉米糁。半大小子吃穷老子，那些躺在粮本上的数字根本无法满足胃的需求。作为母亲如何制作和分配这些食物，成了每日艰难的选择，既要保证家里下井的劳力吃上硬饭，又想照顾年幼正长身体的孩子，对母亲来说，真是两难。

记忆里，很久很久都是吃玉米面糊糊或者玉米糁，吃的我胃里只泛酸。馒头是玉米面的，里面间杂几个白馍和几个黄白相间的花卷，花卷是给父亲和大哥吃的，稍微配一点白馍，其他人吃黄馍，而父亲和大哥也总是先拿起黄馍吃，然后搭配一点白馍，每次都会掰一角白馍给我和妹妹，三岁的妹妹每次都断然拒绝，理由是白馍不甜，这让吃不上白馍的小哥很是不屑。那点白馍在我手里会攥很久，咬一小口，细细咀嚼，怕掉一粒馍渣。即便是如此，黄馒头也不能敞开吃，家家户户房梁上都会挂一只馍篮，用棉布苫着。小哥有时饿了，踩着父亲做的那条高凳子从馍篮里偷偷掰点吃，篮子里的馍多少，母亲心里一清二楚很少说破，手心手背都是肉，哪个饿着，她心里都不好受，但是，没办法，总要保证家里的劳力吃饱饭去挣钱啊。

玉米糊糊吃够了，实在难以下咽，母亲就想方设法改变花样，背着玉米面去矿部合作社换回“钢丝饸饹”，放笼上蒸几次，下锅里投开，浇上猪油炒的葱花汤汁，倒也很美味，或者搅一锅玉米糊糊，用漏勺做成“鱼鱼”凉调或者汤食，尽可能让我们吃下饭，只要肚里有食，就少生些病，少受些罪。母亲愿意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在饭菜上，为此她甘愿受更多的麻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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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日子还是捉襟见肘，有时续不上茬，没办法，父亲只好铤而走险，冒险和邻居韩叔徒步去三四十公里外的山里买麦子玉米，凌晨四五点出发，半夜两三点赶回，实在不敢想象父亲这一路上的艰辛和担忧。母亲挑一个好天将它们淘洗晾晒，背到附近鸭口村去磨面，那时我还小，只记得磨坊门口有一棵很高很高的皂角树，长长的豆荚垂下来。母亲眉毛头发皆白，背着磨好的面粉，手里提溜着麸子气喘吁吁往家赶，我跟在母亲身后，用衣服扇着飞舞的蝴蝶，脑袋上的冲天辫散开，遮住了眼睛，差点踩到路边反刍的大黄牛，铜铃一样的牛眼瞪着我，吓得我浑身汗毛噌的一下竖起来，一身冷汗。

年幼的我，世界里只有捉迷藏、摔泥巴和玉米糊糊，几乎从来没想过父母是怎样艰难地拉扯着我们成长，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困苦，缺衣少食的年代，解决一大家子的吃喝用度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何德巴赫猜想。

尽管小院对开的木门红漆斑驳，门环暗淡，陋巷残羹，穿着朴素，依然充满欢声笑语和希望，日子虽苦，人心至纯，日子简单且美好。

八十年代，改革逐渐渗透着生活各个领域，那些发生的变化显而易见，一如春天开始酥松的土地、耳边变暖的风、大丽花拱出的的嫩叶等，一切欣欣向荣，充满希冀，人们感知着这种变化带来的快乐与安稳，毛孔里透着欢喜，日子在慢慢向好。

首先粮食的来源不单从粮站获得，社会上出现了议价粮，这让母亲心里着实欢喜，尽管比粮站贵出不少，但总归是有地方可以买到，家里馒头颜色也基本成了白色。食物不宽裕的年代，饭食以糊口为目的，吃饱为原则，现如今随着粮食和蔬菜副食的不断丰富，吃好成了目标，母亲做饭也有了更多选择，这不仅是饭菜花样的改变，更多的是母亲心理上的安稳和满足。夏天，拉动风箱把碎煤点燃，先烧一锅甜汤，几分钟便妥，添上一些蓝炭，几缕蓝幽的火苗若隐若现，火候用来塌菜馍正好。所谓“塌菜馍”是一道河南传统美食，“万菜可塌”，当属苋菜最好吃。

母亲和好面，饧着，将苋菜择洗干净控水，切几刀，撒上调料粉和少许盐，将鏊子扣在灶口上，擦去灰。鏊子表面经炉火千锤百炼，黝黑锃亮，透着一丝凛冽。面揪成小剂子，擀成薄得透亮的饼子，摊在高粱杆拍上，敷上一层苋菜，再盖上一张饼，用手把边压实，端着拍子翻扣在鏊子上，过一会翻个面，两面烙好转移到另一个拍子上，用笼布包着还不能吃，待另一个烙好，摞在一起，再包好，这就是所谓的“塌”，利用菜馍自身的温度相互之间进行二次加热，让菜馍变得更加软和。等所有菜馍做好，切成四牙，蘸上蒜水，就是人间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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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刚参加工作的妹妹买回来一个小小的鼓风机，换掉了风箱。母亲欲言又止，我知道她是在心疼电费。等风葫芦装好开始做饭时，母亲试着一按风葫芦开关，小机器呼呼噜噜转了起来，炉膛里的火苗窜的老高，母亲脸上的皱纹如花般绽开。等这顿饭做好，她逢人便夸风葫芦好，不用守着拉风箱，省力省时，看得出母亲眼里全是满足。

1993年，粮食供应彻底放开，粮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可以货比三家去购买粮油。从旧社会过来，经历过三年灾害的母亲，记忆里对饥饿有着很深的恐惧，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心慌，跟着邻居往家里搬粮食，有了储备，她心里才会踏实。经历过几次抢购风波，心总算放下来了，母亲明白，日子真的好了。

心安定，生活就有动力，母亲会时不时给我们变着花样改善伙食，蒸槐花麦饭，炸油条、肉松，做焖子。我爱吃锅盔，母亲发面里加点花椒叶。面发好后，双耳平底锅支炉子上，面擀成大厚片搭锅里，盖上锅盖，过两分钟翻个面，用筷子在锅盔上扎很多眼，这样烙饼上气快，受热均匀。配上腌的红萝卜白菜，喝一口大米稀饭，爹说这是我爷爷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神仙日子。

是啊，馍篮再也不用挂梁上，白面馍馍随便吃，炒菜时母亲拿着油瓶的手再也不用哆嗦，现在的日子可真好。爹说，其实玉米糁稀饭搭配红萝卜才更有味道，母亲笑了，眼角的皱纹向耳边漫卷，嘴角一粒锅盔渣渣颤巍巍落在衣襟上，母亲赶忙用手捡起放进嘴里，回应父亲：好饭，好日子啊。

九十年代后期，随着我们姊妹几个陆续长大离开，家里只剩下父母亲，原来的炉灶只有过年过节时才发挥煎炒烹炸的作用，其余时间基本属于半隐退状态。1997年，妹妹给家里买回来煤气灶，实现了我家灶具的更新换代，关于这一点，我欣喜中夹杂着惭愧，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妹妹总是率先体察父母的不易，洞悉他们的需求，减轻母亲做饭的强度，煤气灶做饭干净卫生，避免了烧煤的烟熏火燎也省去了掏灶坑、倒炉灰的繁琐步骤。小小的风葫芦和煤气灶，物件虽小，孝心满满，父母欣慰，孩子开心，这便是人间幸福。

在此期间我成了家，住在八楼，没电梯，做饭中途最怕罐里没气，费劲巴拉将煤气罐墩在热水盆中，靠着物理作用潦草地把饭做熟完事。赶紧换煤气罐，这个任务自然是张先生的，每次八楼扛下去再扛上来，累得他直怀疑人生。1991年，号称中国科威特的陕北靖边整装气田的探明，为能源发展提供了给养。1997年，靖边至西安天然气管道工程通气点火，天然气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进动力。2000借着西部大开发的春风我们居住的城市搭上了时代的列车，实现了天然气管道化，做饭时伸手就像拧水龙头一样拧开天然气阀门，打火做饭，方便快捷，干净卫生，再不用楼上楼下扛气罐，老张自然乐得合不拢嘴。自打用上高压锅，老张也爱上了烹饪，坐班车下班回到家，几分钟压好稀饭，半个小时就能吃到嘴里，不耽误看新闻联播和足球之夜。

时隔多年，在街上碰到一邻居，说到往事，说那会到了晚饭时间，几乎每天都能从自家厨房看到对面厨房炒菜的老张，头上戴着浴帽，嘴里唱着童安格的《把根留住》，永远只有一句歌词“一年过了一年，啊一生只为这一天”。她说可没少拿老张作为标杆用来教训自家只会看报纸喝茶的那口子。听到这些她和我都笑了，那些时光，就站在街口拐角处，静静看着我们，它们熙熙攘攘来，无声无息去，我们在时光这头不停张望，无法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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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1998年去世，11年后，父亲去世，做了一辈子饭的母亲和下了一辈子井的父亲都没能看到如今五花八门的厨灶具，也没能看到这全新世界，像露珠般晶莹璀璨。他们这辈子和光同尘，劬劳一生，少时离家辞亲，颠沛流离讨生活，吃榆钱树皮，麸子掺着野菜咽，在煤矿落下脚来，含辛茹苦拉扯子女，帮孩子带大孙子，这世间的苦哪一样也没落下。母亲总说现在的日子是蜜里调油，和以前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水煎包锅盔想吃就做，煤气灶比起当年的“泥巴炉” 不知好用多少倍，日子安稳心里熨帖，跟做梦一样。可好日子刚开始，他们就撒手离开，世间的爱，从此残缺。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今年我也退休了，脚步从撵着时间跑到闲散怡然，日子一下子变得安静，给张先生做一顿晚饭，成了我最重要的工作。学着用空气炸锅、破壁机做美食，鸡蛋面粉被霍霍了不少，饼铛烘烤的食物，与思念隔着0.01毫米距离，却永远无法抵达。老张面对端上来五颜六色、奇形怪状的饭菜倒也波澜不惊，无论咸淡一律褒扬，我知道他是这种方式安慰赋闲在家的我。

从母亲的泥巴炉、鏊子到如今的空气炸锅等，炊具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演变，而每一次厨具和炊具的改革都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生活质量的日益提升，吃饭由最初的果腹充饥到色香味的体验享受，这不仅是味蕾本身的需求，更多是一种情感的链接。

红尘俗世百般滋味，聚拢是烟火，摊开是人间。所谓幸福感，不就是市井里的烟火气吗？

作者 | 李小泉 | 铜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