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回忆4

（2）在文革中的甘肃省机电设备公司（1967－1969）文化大革命是从所谓516通知正式开始的，不过当效应波及全国，相对偏远的甘肃兰州感觉得到的时

（2）在文革中的甘肃省机电设备公司（1967－1969）

文化大革命是从所谓516通知正式开始的，不过当效应波及全国，相对偏远的甘肃兰州感觉得到的时候，应该说已到67年初。此前基于全省经济发展的需要省、市许多部门都大肆扩编。比如兰州市一次就由庆阳地区招来近百名交警。通过训练后全部转干（因为招收的是工人编制，直至今日干部和工人还是有明显区分的）并逐步上岗，所以兰州市交警部门的元老都是庆阳人。省物资局也先后从庆阳地区招收两批共数百名员工，进入物资训练班学习半年，然后分配到物资部门各大公司。机电公司也先后接收两批学员。我们大家习惯称一期学员和二期学员，会计有数十人。机电公司另一批新员工是南京军区陆军的一批转业干部，也有二十多人。文革开始在兰州市社会上先后出现了红联和革联双大派，而各单位的普通职工，也就自然地分成支持革联和支持红联的相互对立的两派。机电公司也不例外，以南京来的转业军人为主的一批人，包括像李何这样背景的人都参加支持革联的这一派，以一期、二期学员为主的一批人，包括公司普通员工都参加支持红联的这一派。但是为证明自己是革命派，两派都必须批斗“走资”派和“阶级敌人”，于是就首先把旧社会有劣迹员工和公司的几个经理，冠以叛徒、特务，走资派，牛鬼蛇神，残渣作孽等罪名，关进牛棚，美其名曰专政队。前面说过机电公司旧职员多，成分复杂，是大可潜力可挖的富矿。所以各种相对应的帽子很容易给人戴上。这样一来公司员工内部很快分化成三种人，一种是各个造反派的头头和积极分子，这些人完全脱产专业闹革命，每天工作就是密谋对策，写大字报，揪斗专政对象，另一种人是有问题的人，每天写交代材料，不准乱说乱动靠边站。再一种人就抓革命促生产，坚持日常工作。我就是属于这第三种人。文化大革命虽然来势凶猛，社会生产急剧下降，可是并没有停下来。我的进货工作仍然有托承付，照常要跑仓库，只是进货入库单的数量也日渐减少，叠起来的高度也由64年开始的20、30、40到30、20厘米，直到69年省级机关全部撤销重组，物资系统从局机关开始也全部撤销。机电公司人员也分成三部分，少部分进学习班然后分配到红色政权机关工作，大部分人下放陇南西和县农村劳动锻炼，少数几个人留下来清理财产。我正是因为坚持工作而因祸得福。公司撤销时大家评议由谁留下来清产，公司职工一致推举我留下清产，因为大家都知道全公司几百万元的债权债务全在我们几个业务人员身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于是我既没有进学习班，也没有去西和县劳动锻炼，而是开着我的摩托车继续工作，但谁都没有料想到这个清产工作会一清三年，直至新物资局恢复成立，然后会把我留在局机关工作。这是我人生中一大幸事。

文革开始，首先是成立所谓革命群众组织战斗队，那些野心勃勃两派头头最先拉帮结派。成立名称响亮的核心组织，其他群众迫于形势，也不得不走过场，也跟着成立挂名群众组织，不过是三、五个人走形式而已，因为从造反一开始，党政组织就逐渐形成瘫痪状况，无人再组织政治学习，一切都是自发的，像我们这些既没有什么把柄，又出身不好的人，两派的核心组织都不要，形成所谓逍遥派，只有促生产的份儿。不过日子过得倒也轻松，因为两派组织都在密谋夺权，暂时无人顾及。当时省市公司家的名单已公布，大家都想留在省公司，而分到市公司的人自然表示不满，两派由此形成分水岭。于是支持红联的这一派首先打出“用毛泽东思想衡量省、市公司分家”的横幅标语，然后在公司的员工大会上突然抢夺主席台，并喊出事先早已策划好的台词：“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站出来”俨然以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自居，这一招果然奏效，会场里鸦雀无声，支持革联的这一派，败下阵来，红联一派顺利夺权。此时为67年初。

谈到逍遥派，王蒙在他的“中国天机”一书里，对他在新疆的基层单位当逍遥派，顺利躲过文革的冲击有真实的描写，在新疆的边远地区职工们盖房子打家具，不用请假回内地探亲，国内其他地方也大同小异，不过当然好景不久，很快就工宣队进驻，清理阶级队伍等各种名目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社会上红联革联也开始分化接着成立红三司，并得到兰州军区支右机关的承认。机电公司的消息灵通、嗅觉灵敏的一些人也在蠢蠢欲动，就在最高批示“支持三司”的传达同时，机电的公司也突然打出红三司的旗号，以公司财务科长赵星吾，为首的一些人宣布，脱离红联和革联支持三司，此后形势急转直下，省、市机关和各单位，纷纷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此时每当一个省成立大联合的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就发表一篇社论，表示得到中央的支持和批准。社论的题目都是一句古诗。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标题是“春风已渡玉门关”，把王维的“春风不度玉门关”反其意而用之。革命委员会以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三结合的形式，以军方为主掌权，甘肃是洗恒汗。

68年机电公司短命的革委会只有几个月就寿终正寝，因为新成立的省、市领导机关很快宣布原省、市机关一律撤销。物资系统成立新的机耕，名称为甘肃省物资供应公司，不过这个红色政权的机耕也是短命的，不久就一切照旧，照搬文革前的模式，各厅局公司逐步恢复重建。

这里不得不说文革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以机电公司的业务工作为例，同样是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物资工作对专业技术也有要求的。文革前的机电公司，搞计划供应都是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比如电力设备张瑞久是老行家。解放前就在电力部门工作，矿山设备，是从矿山调来中专业照的技术员、对矿山设备了如指掌，机床设备孙世恒，同样是有实践经验的中专毕业的技术员，懂技术会操作如此等等，而红色政权搞供应的是一批白帽子，他们怎么能短期内把计划和供应搞得好呢？所以受害的还是厂矿企业，等回头路走完能回到原点就算万幸。

文革开始后，党政组织瘫痪，我这个名义上的共产党员，没有人承认也没有组织生活，这可以理解，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从转业以后除了每个月交党费以外，机电公司就没有党组织的活动，政治学习的召集人是政办室指定的积极分子，科长和党员都靠边站，这与我在部队搞政治运动时一模一样，不过部队搞运动是收枪，运动结束就发还。而这里似乎运动永无休止，人们就生活在运动当中。67－69这三年，人们就是在争权夺利中过生活，这期间少数整人的人逐渐暴露出凶恶嘴脸，如专政队领队的造反派，就想尽办法羞辱牛鬼蛇神把专政对象每人胸前都挂上名签，上书“坏份子×××”等名号，然后每天早晨带到大街去出操示众。最可气的是有一次把一个旧人员湖南人王振时，脖子拴一根绳，挂在自行车后座上，然后像牵着一条狗一样，骑自行车由田大路拉到庆阳路门市部去批斗，这个所谓的××份子。就跟在自行车后面跑步，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街过巷。根本不拿 人的尊严当回事。这件事文革以后一直有人追究，这个后来分配到省测绘局工作的人，据说受到处分。至于批斗会上弯腰，打人那是家常便饭习以为常，那些挨整的人也没有一个人敢反抗，有一次开全公司批斗大会，把所有专政对象，统一拉到大会上做喷气式，共有十多个人挨斗，会后把人架出去其中一个人被推倒时，脸朝下嘴啃地，十分狼狈。不过在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后，这些乱象也就销声匿迹，专政队也解散回家，所谓的政治问题也大都不了了之。成为一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我自己在这些活动中是一个典型旁观者，最多是跟着喊口号而已。因为没有那个资格。

兰州市社会上的两大派，虽然各自搞声势浩大的游行，喊口号壮声势，但基本上没有搞武斗，只有一次在七里桥双方打过一次石头战，也没有大的伤亡。当时红联稍占上风，革联由于被批为保守派，各方面都居下风，为赚取人心，就打悲情牌，搞过一次抬尸游行，说是被红联打死的，几千人的队伍集体痛哭失声，说是被打，吃了亏。机电公司由于被红联夺权，革联也处于下风，不过武斗风声一度很紧，机电公司红联的造反派为了防御，也在办公楼里面堆放了许多石头，后来成为无人清理文革遗迹。四川重庆草地真枪实弹的武斗，兰州还没有发生过，造反派手中最精锐的武器，也不过是兰州军区支持的红三司手中的马力。那是兰州军区从军火库中拿出来发给他们的，不然哪里会有那么多骑兵 专用的马力。省革委会成立后，中央定性革联是保守派，红联是造反派，只有红三司是革命派，并且各单位全面以红三司为依靠，成立革委公。红联、革联也就自动解散了。

那时各单位号召干部参加劳动，大都举办农场，机电公司也在临夏的渭源县办了一个农场，并有人轮换驻守，67年的秋天，公司组织全体员工去农场参加秋收。公司农场在渭源县的半阴坡，去农场时我没有与大家一起乘车，而是开上摩托去的。到半阴坡住到村民家里才发现，这里没有任何准备，基本的吃住都有问题，于是带队的副经理杨连信（他没有被打倒）经过商量，决定派我返回兰州，与另一个副经理蔡鸿儒商量派车派人采购输送给养，于我马是开车返回兰州，然后就在兰州与渭源之间多次往返，办理协调事宜，基本上没有参加劳动。渭源农场的土地都在很高的山坡上，距住得很远我只上去过 一次，并在山上野营住了一夜。地里都是成熟的胡麻，有一人多高，因为无人看守，有人会来偷，他们看到胡麻就地脱离偷走，所以山上必须抢收，并派人看守。因为山上有狼，夜里篝火不能熄灭，大家围着火堆轮流休息。只有困极了才能假寐一会。夜里我清楚地看见周围狼群反射着绿光的眼睛。这里我要提到那个人品并不端正的原财务科长李品端，他暗自人的手段很多，除了前面说的从大家的工资中扣回李何给大家买月饼钱之外，还经常算计人。那时我们科里有两个寡妇一个高锦章，一个邱金莲，在我未结婚前高锦章追过我（此人已故去世多年）。邱金莲没有明确表示过。那天在农场人们上山劳动邱金莲分配在场院晒麻子，我计划开车回兰州办事，这个李品端主观料定，这孤男寡女在一起一定有事，就在大家上山以后悄悄潜回。但他失望地看到我在修车，准备上路，邱金莲在场院上翻晒胡麻子，什么也没有发生。不过我们二人都心照不宣他近来的用意，自讨无趣而已。

渭源县顾名思义是渭河的源头，从兰州出发向南，经临洮、会川就到达渭源县城。农场所在的地方在山脚下称为半阴坡，这里海拔高，山大沟深，气候阴冷，每天早晨洗漱都是在村旁小河边，河水很凉含氟高，缺碘，但很清澈。村民长期饮用，先天痴呆人多，甲状腺肥大也多发，不过民风憨厚，种植以药材，油料作物为主，盛产党参、当归、胡麻子。兰州肉蛋缺乏，这里鸡蛋价低，我买了一些，不过路上碎了不少。渭源县城南的河上有一座很有名木结构拱桥“灞凌桥”，两端木架起拱，上有廊架，与兰州的握桥和兴隆山的拱桥类似，不过跨度大很雄伟，桥上桥下有许多名人留下的匾额和碑刻，其中有蒋介石的题字，当然被作为四旧都已破坏殆尽，不过近来报导古桥已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匾额、碑刻已恢复一些。我去时桥架照常使用，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我在这条路上往返多次，路上的风光景点虽然无暇顾及，但运过的地方毕竟比别人多，因为有车。往返的路上有时会在会川小憩，那里饭馆的炒肉片，松软可口，很解馋价格也不贵。

（3）在原省物资系统清产组（1970－1972）

1969年底省级机关各厅局及下属单位一委撤销重组，这一决定来得太突然，始料不及。谁也没有想到闹革命会闹出这样一个结果来，而且雷厉风行立即行动。于是业务工作移交给红色政权新物资供应公司。除留下副经理蔡供需及我们几个清产人员外，其他绝大多数员工集体下放西和县参加劳动，那时他们自嘲称自己是“西广大”意为深入广大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由于并没有交代今后的去向，大家也不知道机电公司后事如何，加之走时匆忙，每个人的办公桌都没有清理。好像今后还能回来上班。就这样一夜之间，一座办公楼，一间办公室就变得空无一人，而每间办公室还都是有人在时的老样子，我开始清产时就是这个场面。这时省生产指挥部（也是省政府，当时称生产指挥部）成立一个清产组，头头叫李负责领导各厅局撤销单位的清产工作。首先布置的是清理财产，也就是办公房产，办公家具，低质易碎品，这些实物。上报清册，并陡时按上级的调拨单，发放给新单位。比如办公桌、椅来人提取我们就发货，所以上至经理下至普通员工的桌椅，我们几个人先是集中堆放，后来就撬开锁子，把个人的物品装入纸袋保管，桌、椅被人提走，不过没有被提走的办公桌我们并没有撬人家的锁，到后来也有少数人是自己回来，到集中保管的库房中打开锁子取走自己的物品，不过很少。这样时隔不久，我们整个公司的实物财产已所剩不多，只要几个房间做库房就够用了，接着就是清理债权债务。这时按账面上，我们欠别人几百万，别人也欠我们几百万，要一单一单弄清楚处理完，把账面做平。而这个情况在原局资系统除局机关以外各个公司都存在同样的情况。所以在实物财产清理调拨完毕，省清产组就决定，把原物资系统各单位包括局机关的清产人员全部集中到机电公司，成立原物资系统清产组，负责全面的清产工作而蔡鸿儒被指定为唯一的组长，这样一来我们留下清产的就不仅仅是几个人，而壮大成为专业的清产队伍。于是蔡经理就决定在清理机电公司和债权债务的同时，开始集中力量，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的逐个消灭，清理完一个公司打报告验收后宣布结束，人员也由上级分配工作。先从局机关开始，因为它是行政机关，主要是清理文件档案，然后移交省档案馆保存。没太多账务处理，然后逐一清理其他公司，到最后工作结束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这是当初谁也没有预料到的。这其间发生许多事情也是谁也不会预料到的。

清产工作在物品等实物清理发放基本结束的同时，房产清理也在进行。就是按照省清组的一纸命令移交给就近的单位，省冶金厅。这个筒子楼原来就是办公与住宿混合在一起。我66年从北京旅行结婚回来，就在单身宿舍内自行安家，先是住在小厨房里，后来挤出一个单间，这其间因为造反，没有人来管你，住的房间自己找，而到单位撤销清产的时候，房屋管理的大权就在我自己手里，因整个大楼都已腾空。于是我就自动搬进二楼的一个套间。所以说直到后来调进物资局75年分到一个小套住房之前，从没有单位领导或组织上给我安排过住房，我曾向办公室主任，提出过要求，也未置可否。但是我也从未为住房发过愁，因为在单身宿舍里调剂房间，只要有群众支持，根本不需要找领导。给冶金厅移交房产时，我们清产组自己留哪些，留多少完全是我们自己做主。在80年物资局分到正式住房以前，虽然住宿条件一直很差，有待改善，是老板诟病的主要话题，但总归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常乐。

在办公楼移交给冶金厅之前，筒子楼以及附近的住宅楼，都是由清产组管理，包括收取房租，水、电费、给排水管线维修等。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物业管理，那时还没有“物业”这个名词。后来自己搞房地产成立物业公司招聘工人搞物业管理，其实早在50年前我就亲自体验过这一切。那时我年轻力壮，又是样样精通的万能人，一切维修工作都是自己动手，冬天水管冻住，用喷灯烤，夏季下水道堵塞打开污水井下去疏通，那时市场没有现成的竹条卖，要买来毛竹，自己劈开，削竹条再割缺口用铁丝捆住接长。然后才能使用。而现在物业工人都不肯去做，而要打电话请外面的专业公司，如果我自称是物业工作的元老一点都不为过。

70年以后下放西和县的员工也全部调回，陆续分配工作，工作去向五花八门，有的福建了省委、省政府（叫省革委、省生产指挥部）有的去中央企业兰炼、兰化，有的去中小企业如胶鞋厂，最不幸地去了地、县。而没有分配以前工资关系就在原单位，也就是由我们清产组，给工人发工资。而且不仅是机电公司，还包括原机关等原物资系统各单位。按惯例谁给发工资谁就代表组织。员工的生老病死者要管，我就亲自给三个人从送医抢救到病故衷葬办理过全过程。

第一个是赵养志，是我们机电公司员工转业军人，爱人马喜云，都是公司员工，回族，和我大约同年，他患乙肝晚期肝硬化腹水，病故于省人民医院，我们是好朋友他出身不好，文革中我们是一起靠边站的旁观者，他病故后我们清产组代表革委会为他开了追悼会，公司员工有许多人参加送花圈。之后按穆斯林的习俗要移灵天水老家清真寺，再行土葬。而移灵的车辆就太难找了，时值初秋，时间不等人。我和蔡经理两个人找到红色政权接收我们机电公司车辆的新单位，要求派车、领导起初推脱，后来推不掉就把矛盾推给司机，司机李生兰是机电公司的老职工，他死活不去，于是我做说服工作，从早上拖下下午三时，他也明白推是推不掉了，而且传染病遗体，天气热不等人，这才勉强答应。于是我们马上行动，在我的指挥下，把一块床板拆开钉成一个木框，固定在车厢上，然后里面填上干沙土，再用两根木杆和麻绳做成一副担架，把遗体用担架放到车上的木框上面。再固定担架，最后用一块白布掌上，布的四边，用钉子钉在木框上，这样就把遗体十分牢固的固定在车厢上。事后马喜云悄悄地告诉我，一路上十分稳当。当时蔡经理派我和二个人代表组织上去天水送行，我早有准备，当然不随车行动，崦是开着我们摩托车去天水，于是加好油，于下午六时出发前往天水，我们两个人走在灵车前面，约定在华家岭会合加油，因为按我车上油箱的容量必须中途加油一次。就这样，我们一行连夜赶路，于凌晨四点到达天水。赵养志家就“住在天水市内清真寺的旁边。”我们到达后赵家早已准备好臊子面，那是一种很细的手擀面，盛面时很整齐地叠放在碗里，非常细致美观。天明后我们入住天水市招待所。然后去清真寺，这时遗体已按穆斯林习俗用白布缠裹只露出脸部，还有阿訇等人在旁边念经。因为我们是单位革委会的代表才有这个待遇，否则不会让我们进入清真寺的。第二天下葬，同样是按穆斯林的习俗，用专用担架抬上遗体，用大幕盖着上路，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但脚步匆忙沉默严肃，也没有任何携带物品，到了山上的墓地，先把我们请到一边崖下回避，举行宗教仪式，完毕后阿訇专门把我们二人请到墓边，讲解穆斯林土葬的要求，他们不用棺木，强调遗体必与土地接触，于是墓坑底部的侧面，横向挖出一个偏室，（或用砖石砌成）里面有土炕、土枕然后遗体木乃伊放进去，侧面用砖石封闭，再回填形成土丘。所以我们常见的坟堆的侧下方才是遗体，而其他民族的棺木都是在正下方。另外葬礼主要是宗教仪式，没有其他民族那些劳民伤财的排场和喧闹。天水之行是第一次葬礼活动。

第二次是原局机关员工纪富荣，此人我们大家包括蔡经理都不认识，他原是局机关的收发员（俗称看大门的）但资历吓人，竟然是一位老红军，也在此期间突然发病昏迷，家属打来电话，我们只好找车关医院，那时兰州根本没有什么120救护车，我们请新物资机耕的小车班帮忙，把人卷曲着抬进军里送到省人民医院，医生检查问是什么病，家属是一个毫无一点知识老太婆，说是糖尿病，经过检查果然血糖很高，于是诊断为糖尿病昏迷住进病房，立刻输液。到第二天病房的主治医师发现情况不对，因为病人全身瘫软，各处肌肉反射均已消失，经抽取脑脊液（从腰部抽）发现是粉红色的，于是立即更改诊断为脑溢血，而此时经过我们随意搬动体位，及医院大量输液，脑溢血不但未得到控制，反而大量溢出，所以没几天就病故了。由于是老红军，应该按烈士待遇，埋进华林山烈士陵园。于是我们跑省革委会干部组（现在的组织部）查档案，写简历，批烈士待遇，然后上华林山联系基地，经过查看这位老红军的人事档案，我们才发现，这个人没有文化，而且档案里全是负面的东西，全是受处分的记录，怪不得他只能做看大门的工作。所以我们也一切从简，好在家属也未提什么额外要求。

第三次巧得很，也是原局机关，也是一位老红军，这位资格更老，是1928年参加革命的，按说至少也应该是中央委员，然而他只是机关的一个处长。此人名叫谢友新。他是儿子是现在省级机关医保中心的主任，一把手。我们现在的医保报销都在他手里，我这次做心脏搭桥手术之前，曾去找过他。谢友新的死亡现在回想真的有些冤枉，病情不过是普通的肺气肿，如果治疗抢救及时本不会有严重后果。他病故时60多岁，可是娶的小老婆才30几岁，年龄差十多岁，而要命的是感情肯定不好，因为从入院开始就不闻不问，而且子女都还很小，现在的医保中心的儿子也不过是五六岁的小孩子。我们搞清产的人与病人也不相识，送到兰医二院就住进普通病房，而且无人陪护，只是我和蔡经理每天去看一看。去世的那一天他在清醒时曾对我说“氧气，大量的氧气”可见他是呼吸困难，我如果有今天的医疗知识，就会提出上呼吸机，而那时我确实经验少缺乏知识，而医院由于文革人心惶惶，医生也不负责，无人处理，临终时只有我和蔡鸿儒及一个值班医生在面前，他此时只有呼出的气，而没有吸入的气，医生也未采取任何措施，而我和蔡经理守着这个素不相识的人也束手无策。如果是现在，我们都会提出许多要求和办法来，特别是亲人和家属都不在场。我始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露面呢？事情到此仅仅是个开头。办理后事，批烈士待遇进华林山烈士陵园，起草刻写碑文，树碑立传，都由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靠着对老同志的尊敬和一副热心肠去办理。家属只是批遗属待遇时才露出嘴脸。因为家属关心的只是遗属待遇问题，所以后事处理反而简单，也没有开追悼会，自然也不用写悼词，去省干部组批烈士待遇也顺利，那时军代表掌权，干部组办公几乎是清一色的军人，对老红军的烈士遗属待遇，按当时最高标准每月22元批给。比较麻烦的是起草碑文，我们的想法是尽量详尽地反映老同志的一生，也没有人要求我们这样做，家属根本不参与，而原省物资局机关已解散，人员四面八方，我们无从查找，不然原单位总会有些热心要好的人过问，人也不一定死。我承认我们没有通知任何人，也不知道如何通知，到哪里去通知。于是我们按人事档案编写简历，然后起草写作，这时才发现，原来谢友新有一段时间脱离革命，所以才影响他的任职使用，不过我们在写碑文时简化省略了这一段，碑文写得很长，有几百字，这样刻碑时间要很长，于是我们拆开一块床板临时制作了一块木碑，把碑文用墨笔写在上面、暂时代替石碑树在墓前。另外墓地位置经烈士陵园协商，也选在东区的二台上，比较显赫的地方。大约一月之后石碑刻就，我们又上山把木碑换成了石碑。

在我得知现在省医保中心的主任就是谢友新的儿子时，我曾毛遂自荐的去找过他，并向他叙述了上面的过程，当然我隐瞒了一些他母亲当时不闻不问的情节，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以后有事时能按规定办事，并无要求特殊照顾的意思。他听后很热情地和我聊过一会儿，然后把我送到电梯口。这次心脏手术前我又去找他打招呼，他建议我在兰州做，并介绍了两位专家。如果在异地做，他说报销的比例可能满足不了心理承受能力，不过他说别人去外地不行，你去外地可以。这话听着也舒服。至于他介绍的两位专家，之后我都去找过。结果并不理想，主要是嫌我年纪大有风险不给做。

这位医保中心主任，对我的唯一印象，是那辆摩托车，因为办理后事上山必须用车，我当时跑前跑后开车的印象，他还记得，不过那时他还很小。这里要再次提到这辆车，那时我们清产组唯一的车辆就是这辆摩托车，三年当中在兰州办过数不清的大小事，都离不了这辆车，前面说的这三件事，我之所以事事抢在前面，一是因为我热心肠，有车也义不容辞。所以清产工作中我做的事比别人多，我做事的效率也比别人高得多。这是人所共知显而易见的事实。

71年以后清产后期，省清产组撤销，各系统单位清产工作交由对口的新单位管理，这时新物资局已成立，我们归新物资局财务处领导。这时公司的债权债务，经过近三年的清理，派出很多人员到全国各地多次调查摧讨，已大部理清，比如我就曾先后到全国各地出差，最远的一次是去贵族遵义，那是去遵义电厂，催讨一笔风机叶片的欠款，催款的过程出人意料，很有意思。当时是我和毕方田两个人，由重庆沿长江乘船到沪州，再乘火车到遵义，住在遵义饭店，而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当时正值文革高潮，我们要找的遵义电厂，虽然仍在坚持发电，但已乱象丛生。最明显的是人员脱岗，偌大的一座火电厂，看不到几个人。经了解我们的风机叶片，因为型号不符，不能使用。 而叶片就丢在冷却塔顶部的风机旁边，厂方表示可以退货。你们自己把货物运走。可是怎么运，用什么东西运，厂方一律不管也没有人管。我们二人商量先把叶片弄下来，每个叶片有二米多长，重约百多斤，两个人勉强可抬起来，我们一点一点挪动，把一组四只叶片，渐渐移到冷却塔下，然后抬到外面，整个过程在轰鸣的风机转动声中，整个车间内竟不见一人，只见控制屏上各种信号灯在闪烁。这之后我们向厂方提出要木料打包装箱以便发运。厂方说木料没有，要木料你们可以自己去拆房子，原来厂方有几座旧房子要拆除，而巧合的是这个毕方田参加工作前是木匠出身， 于是我们向厂方借来木工工具就去拆房子找木料，这个过程也不简单，经过几天的劳动，拆下足够木料和木板，然后开始打包装箱，每个木笼箱子都和棺材一般长短。一共四个箱子，包装完成，然找汽车和吊车装运，这时下了一场雨，放箱子的地方地势低凹有积水，我们找来的吊车赶到现场转了一圈也没有停车就不辞而别，大概是见场地有水，不愿意给吊装，就这样为吊车又拖延了一天，等到用汽车把货物运到火车站，车站又说货物运输要工商局批准，于是又到遵义市工商局搞批复，总之办事过程处处是关卡，都要你求人跑腿。这一过程结束等货到兰州验收入库，这一笔债务才清理结束，可以画上句号了。这次出差有许多经历都是第一次，比如乘江轮沿江行船，欣赏长江沿岸的风光，江轮交会时凄厉的警报声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遵义等待的时间长，有充足的时间游览市容。遵义城坐落在一条曲折的山沟里，四面都是高山，城市街道也随地形曲折回转，所以人们很少有东西南北的方向概念，我们找人问路，回答多是向前，向左、向右。公交车售票员的票款，既不用北方的挎包，也不像兰州人那样拿在手上，而是穿一件很有少数民族特点的小马夹，胸前左右缝有许多口袋，用来装票夹票款。倒也习惯自如。最值得一提的当然是“遵义会议遗址纪念馆”。有关长征的历史过程，已有过太多的史实，及影视资料报导。此次亲临现场自然感受不同。不过当时出于吹捧林彪篡改史实，把遵义会议的会场布置成对立的双方，以后才又纠正过来。此外借后来出差去陕北靖边，延安、宜川的机会还专程参观过延安革命圣地各处景点，有中央领导人住过窑洞，发表为人民服务演讲的场地，特别是中共七大的会场中央大礼堂。那时没有讲解员，也无人看管，我们可以自由地走上主席台，坐在中央的位置上指手画脚，如果以后有机会再去一次井冈山，那么按现在的说法，这个红色旅游的路线就更完美了。至于西安去的机会就太多了，临潼华清宫也去过多次。二上华山就是这个时期和机电公司廖恩珠一起去的（此人后来年轻轻就病故了）。

另一笔债务清理也值得一叙。那是两台直径1.2米大型电动闸阀，发往山西垣曲中条山冶金建设公司。我和孙世恒两个人去清理。垣曲地处山西中条山深处的高山之上，从晋南某小站，要换乘通往垣曲的专线火车，由于山高路陡，线路坡度极大，一个车头只能拖带二、三节车厢，沿途设立许多避难线路，就是在坡道下方设立道岔，把万一刹车失效的列车引入一处坡度向上的山沟，轨道的尽头地上铺满厚厚的沙土使列车可以自然停住。现在许多山区公路也设计有这样的避难线路。驶往垣曲的火车，经过许多这样的地方，颇令人感到心惊胆战。

到垣曲后找到中条山冶金建设公司，对方拿出当时到货时的铁路货运记录及现场照片，这令我们哑口无言。原来两个阀门都已损坏，而且损坏的原因分析也十分合理。原来仓库兰州供应站在发货装车时，与其他货特拼装一个车皮，第一个阀门平放在车皮底部，而余下空间的长度已容不下第二个阀门，于是就把第二个阀门立起斜放到车皮一端，当时阀门的高度肯定在限高以内。但是在车辆编组时，由于激烈的碰撞，这个斜立起的阀门由于固定不良，向一端滑动，阀门直立角度变陡，立起的高度随之升高造成高度超限，然后列车运行在通过某个山洞时与洞顶猛烈撞击，使阀门端部的本体断裂，而断裂的阀门端部的电动机构向下砸向平放的阀门时，第一个阀门也被砸坏。于是对方收到的就是两个废品，其责任自然属于发货一方。就此我们二人只好两手空空灰溜溜打道回府。

像这样清理债务的结果还有多次，比如在西安市我们就向废品收购站就变卖过报废的快速开关，那个东西全铜的部件很重，废品站的人怕有假，还专门用锉刀逐一检验，证明确实是紫铜制的才付款。如上面所说的这样清理结果，我们只能㝍报告经批准做坏账处理。所以我们清产临终，往往写出许多坏账的报告，这些报告大都论据充分很有说服力，新省物资局的财务处长屈天福，对我们的报告评价很高，这大概也是他把我们清产的最后两个人，我和张敏二人调 入局财务处的主要原因。而蔡鸿儒则仍旧分配到新机电公司任副经理直到退休离世，过后多年我经常去看望他，97年某日我在深圳家中打电话问好，不料他已过世，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机电公司还有一些熟悉的老员工，如徐风、张敏、孙世恒、刘承印、魏永和、马兆仅等相互来往不多，下落不明，也无法联系，也有的病故。2013年刘承印曾和我一起逐一列出一份死亡名单，竟然有数十人之多。

在清产组移交给新省物资局领导以后，省物资局曾在兰州友谊饭店召开过一次省物资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那时称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清产组也算是一个基层单位，推举我去参加，这是我第一次住饭店开会，感到很新颖。到物资局机关工作以后，每年进出各饭店开会的次数多得自己数都数不清。成为家常便饭。

清产组的工作是先清理其他公司，逐一结束，最后是机电公司自己，我们把财产、房产、账务全部清理结束把全部单据账本装订成册，移交给省档案馆收存，所以最后才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和我的这辆车，此时已近72年底。

（4）在甘肃省物资局 （1973－1988）

我是于72年底原物资系统撤销单位清产组清产工作结束，带着我的那辆车调入省物资局机关的。同时调入的张敏后来调往省财政厅，我是留下唯一的一个人。我进入物资局直至退休，始终在储运处工作，从未变动，起初与财务处在一起，称财务处，后来分开成立储运处，后又改称储运基建处，再后又改称企管处，直至今日物产集团仍称企管处。顾名思义，是管理直属企业的处室。当时处长是李来玉，后来陆续调来牛伦平，赵德俊等人任正副处长。李来玉是文革前物资局仓库兰州供应站的主任，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文革中作为出身好的三结合干部进的物资局，是所谓领导小组成员。此人头脑灵活，毛病不多，我们相处关系一直不错。

储运处当时的工作范围主要是管理全系统的仓储管理，安全生产基本建设还有劳资。那时的工作分工全凭领导的一句话，本来劳资历来是人事部门的职责范围，而有人说物资部门的工人大都在仓库工作，而储运处管仓库，顺便就把全系统的工人都管上，这种情况持续很多年，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又划归人事部门。我到储运处以后主要是管储运，基建和劳资另有专人管理。储运这一部分有我、刘玉章、叶启荣、小董四个人，除我之外另外这三个人巧合得很，全是机关通讯员出身，而通讯员这个名称往往使人想到，文化不高，跑腿送文件，给领导打杂等形象，更主要的是根红苗正，真正的贫下中农出身。这正符合他们三个人的实际。而改革开放前，我们的政府机关，甚至整个国家政权部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运行的。

比如叶启荣，原是省委机要局的机要通讯员，他解放后多年一直是乘坐火车软卧以及后来的民航飞机，来往于北京等地传送机要文件，是经历过汽车翻车，飞机迫降等多次惊险，而大难不死的人，作为政治上最可靠的人，几乎成为局机关搞外调的专业户，比如对党员发展对象的外调等。不过由于个人条件所限，外调回来在支部大会上当众汇报时，往往词不达意，含混不清，说不清道不明。不过我们私人关系不错，改革开放后，他一度在省成套公司打工当收发员（看大门）我常去看他，他爱人孔秀英是原省委的公务员（清洁工），分到大教梁省委高层住宅楼的一个大套新房，2013年叶启荣因肺癌去世，我是少数前往吊唁的人之一，这个叶启荣除政治上的特长之外，说不会说写不会写，无一技之长，而那个政治特长，在那个时代还是必不可少的。

另一个人是刘玉章也是说不会说，写不会写的人，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十分深刻。那时省政府有一个增产节约办公室，时常召集会议发布文件，提出一些增产节约的指标要求，和推广一些所谓的先进经验。现在看来他们推行许多措施都是经不起推敲违背科学的。仅以我们物资系统为例。他们推广的节煤灶因烟囱倒塌压死人，推广的节煤茶炉爆炸飞上天。这里为什么要提刘玉章，因为这些事都由他去开会，回来组织推广的。当然出事的责任不在他，各级领导都有责任，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们四个人是分工不分家的。先说节煤灶。那是推广省商业厅机关食堂的节煤经验。这种节煤灶主要两个特点，一是烟囱高，吸力大，不用鼓风机，二是采用特制的筒形蒸锅，烟道围绕两圈，下面蒸、周边烤，热效率高。所以每蒸一锅馒头只要4斤煤。确实节能高效。然而推广时却忽略了高烟囱的安全性。那时钢材缺乏，烟囱都是用红砖砌成的。我后来管基建，知道有规范，那时一无所知。这种灶先后在物资局机修厂，兰州站，河口站，431处各单位推广，果然节能效果明显，但由于我们仓库大都地处郊外，地势空旷，风力大，而砖烟囱又都是用简易240墙体，低标号砂浆砌筑，所以未用多久，各单位的砖烟囱相继倒塌，未倒的431处是因为他们用两根钢筋混凝土的电线杆做骨架才未被风吹倒。而机修厂为此还砸死一名家属。

另一件是节煤茶炉。这东西就是在炉膛里加上许多火管，增加受热面积，以达到节煤的效果，然而并没有正规图纸，都是由有加工能力的单位自行制造，而这就违背了压力容器必须由有一定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生产的规定。河口材料站自制的茶炉，很快因火管结水垢爆管而报废，而机修厂的因为由一位学雷锋做好事人闲人，误把排气的阀门关闭（他认为阀门排气漏水是浪费），而爆炸飞上天，而弹着点落在隔壁兰州供应站陶瓷大便器的库房里，把陶瓷产品砸坏一大堆。

再有就是节约办推广的解放军节油技术，因为我在处理是分管车辆安技，这件事由我去开会推广。具体做法是在汽化器上加一个自制的线圈，也就相当一个电磁阀，当抬起油门时连接控制线路，关闭电磁阀，停止供油，但不致熄火。以达到节油的目的。这件事当场就有人提出油路和电路组合在一起，难以保证安全。所以事后我就根本没有传达推广。总之像这样的推广先进经验，又有多少是切实可行又行有效的呢？这就和我在部队59年推广超声波一样，是劳民伤财的短命行为，事隔不久就会灰飞烟灭，销声匿迹。而机关里就是让我们这样的一批人在做组织领导工作。另外还有小董这个人，他在处理时间不长就调到机关农场去工作了，所以参与的事情不多。

物资系统仓储单位主要是兰州供应站，我们都简称兰州站，我在机电公司这些年每天跑仓库就是跑兰州站。穴崖子机电仓库后来移交给兰州市物资局管理脱离了省局。对兰州站我非常熟悉。物资系统的老仓库还有地处皋兰县的431处，这原是火工品的专业仓库，库房都隐蔽的建于地下，实际是先建在地面，再用土方埋起来形成一座座大土丘。后来国家确定从苏联每年集中进口大量的苯，为存放这些苯需大量地储罐，而且要靠山隐蔽，于是在全国建了三处储存苯的仓库，代号为431处等，十三个罐体都是大型地下式，也是先建成再用土方埋起来，与此配套的是铁路专用线。铁路罐车卸车的泵房，管线，以及相应保温用锅炉房，大型的发电机房等专用设施，因为是危险品仓库，编制内始终有一个警卫连。至于生活区营房，办公用房食堂操场等就不在话下一应俱全。而国家花费亿元投资建成的这三座仓库，由于中苏交恶，建成投产后，竟然一公斤苯也没有收到，而国内生产的苯直接供应到使用单位尚供不应求，根本没有储存的需求，所以431处设施从建成之日就一直空置。新物资局成立后，把它改为与物资局化轻公司对口的专业仓库，除火工品以外其他库房面积也得以利用。不过这对于用户生产企业来说很不方便，提货都要从兰州远赴皋兰。至于那些液体储罐，在闲置多年以后，终于从各地化工企业联系来一批裂解油，这是一种低档次燃料油，汽车可以短时间使用，不过积炭太多，主要用作燃油锅炉的燃料。裂解汽油收储也是时断时续，从没有满负荷。

在计划经济年代国民经济所需的物资原材料，除计划直达的以外，都要经过物资部门中转，所以国家有物资部，各省、市、地、县有物资局，所以物资部门是十分重要的热门行业，各项业务都不断增长。物资仓库亦不例外。在我之后陆续新建了河口材料站，陇西材料站，天水材料站，横现河储木场，花庄储木场等仓储企业，这些企业的筹建过程我都部分参与过。每个仓库从定点，征地，基建到验收投产都十分复杂，其中最大的要数河口材料站。

河口材料站是储存金属材料的专业仓库，位于甘青交界的河口地区距兰州40公里。这里的部分厂区是原兰州轴承厂的拟建厂区，已建成各种厂房车间办公区等大量建筑。由于距著名浓缩铀加工厂504厂较近，当时属于一级保密区，轴承厂建设叫停，还有其他战备上的诸多原因。而新建河口材料站，就利用这些废弃的厂房车间，再增补一些房屋。至于露天场地和铁路专用线则是白手起家，完全使用平地机，一圈一圈取高就低一点点平出来的。当时分东库、西库各200亩地。施工场面很像建飞机场，平整开阔，有飞机真的可以起降。西库平整投产后，又奉命移交一半场地给兰州维尼厂做建厂用地，河口站后来只保留了西库和东库的300亩地，露天厂区建有三条并列的铁路专用线及跨线的龙门吊，收储能力十分强大。

陇西材料站在河口之后，站址在陇西县城（文峰镇）西面不远处，陇西县城有一座古建筑钟楼，位于镇中心，保存很好，很壮观。陇西站是综合性仓库，也建有铁路专线，库存物资负责供应邻近地、县。规模较小。天水材料站建站最晚，它的选址报告就是我起草的，当时处理基建工作归贾万信分管，因为是我和处长二人去天水，这个报告就由我来写，贾万信还说报告写得好，其实这根本不算什么。天水站后来增建了散装水泥收储设施，建水泥塔，压缩空气泵房等设施，不过业务始终未开展起来。

花庄储木场在兰青线的花庄车站旁，有生活区和铁路专线，这个场从建成之日起，没有收储过一根原木，原因是地处兰州以西，其供应对象又全是面对兰州市，而省木材公司在兰州上门墩有储木场地和专线，更主要的原因是木材全是由兰州以东运来，放到花庄就要倒流回兰州，70公里倒流的费用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所以这个场地一直未曾使用。我们曾在花庄举办过保管员培训班，利用一下这里的生活设施。这里后来日渐荒废，铁路专线的枕木被周围的村民偷偷挖去不少，最后经协商以260万的价格转让给一墙之隔的省粮食局仓库。使用者财产终于有个归宿。

横现河储木场建在陕西洛阳市附近的甘肃境内横现河车站的支线尽头，只有几十亩地很少。我和副处长牛伦平去验收开通铁路等用线，由木材公司经理张书义负责一切，我们住在洛阳市的小旅社里，不过很整洁清静，每天去现场，吃住都是张书义招待。约一周后由陕西铁路局主持开通事毕返兰。这里的后事也不妙，因为货源断绝而废弃。

以上库站建设可以说也是计划经济在物资部门的缩影，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各部门都力争多上项目，为了在计划的大本子上占有一席之地，不惜吹牛皮说大话，长官意志决定一切，结果又有多少项目是切实可行符合科学规律的呢。就是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干事，也可以在计划本子上动手——上的项目大都以失败告终。（如机修厂制造生产小铲车）

我在局储运处工作多年，厂经李来玉、牛伦平、赵德俊多多位处长，他们对我的工作全都是充分放手的，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他们向我布置工作，都是我主动开展工作。而他们无一例外的全部支持。我们处室内人员也相处和谐，从无勾心斗角的事情发生，因而也曾多年评为机关的先进处室。处理的各项分工，除劳资工作一直由岳廷伟和王建民负责以外，其他工作我全都负责做过。72年我初进储运处，李来玉看我会开车，就让我分管车辆安技，设备管理和安全生产，我得以每天开车前往各公司库站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提出要求。有时也发一些事故通报批评一下，我发现的问题主要是外行领导内行，管理粗放，技术工人缺乏。于是我首先建议搞职工技术培训。我先后历时两年，搞过两期汽车驾驶员培训班，一期锅炉公司炉培训班。

那时社会上汽车还很少，从技术角度来看，汽车吊车就算是高技术的工作。那时也还没有驾校这个概念。要学技术就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我搞培训班要抽调人员、车辆要有教材教案，要场地、要生活、吃住总之一切都从0开始，好在领导很支持，财务处拨款实报实销，各库站也不乏多余的房舍，于是培训班第一期就在皋兰431处顺利开学了。教练车和教练员是从局系统各单位抽调来的老司机和旧车辆，负责理论课程教学的是由兰州站抽调来甘更美，此人转业前是某部的专职汽车教员，而且教学经验丰富。地点选在431处是因为地处郊县，出门即可上路，不通过市区，这里空房也比较多，还有一个汽车队的基础设施可供使用，场区十分广大，唯一不便的是吃水困难。皋兰有地下水，但苦涩难咽根本不能饮用，因此站上每天必须派专车兰州拉水，不过后勤保障由431处提供，顾虑也可以免除。一期训练班学员30余人，名额有限，分给各单位推荐的人员来源参差不齐，文化程度也不高，有的原来就是修理工，对车辆很熟悉，有的是新手，对车辆一无所知还有兰州制材厂的一名女学员。及给河口南火车站代培训的二名学员，他们原是驾驶铁路轨道车的驾驶员，因为河口材料站投产后与铁路专用线营运的特殊关系，同意有偿代培每人收费2000元。

训练班课程完全按照训练大刚非常正规，首先是理论课程，从四行程发动机工作原理，电工学基础的电与磁的原理等中学物理程开始逐渐深入到汽车、发动机的各个部位。这些教材一般新华书店都能买到。我们也自己刻印了一次。任何看似复杂的机械，一旦分解开来，从局部看就简单多了。比如发动机可以分成润滑系，冷却系、点火系、凸轮系（汽门机械）曲轴连杆系，电气系。汽车底盘也可分变速系、传动系、仪表系、方向系、前桥、后桥、悬挂系等来划分。甘更美年龄与我相仿，理论和技术都是一把好手，只是身患严重风湿病，身体条件很差。一期学员毕业不久就病退回皋兰西岔的农村老家去了，二期训练班是我到西岔地家中又专门请过他。他上课时我有时在黑板上帮忙画图，因为这也是我的专长。我们二人配合得好。理论课集中结束，就开始实际操作。那时国内尚无一寸高速公路，交通警察也只有城区才有，皋兰县也只有一条穿城的公路根本没有警察，而奇怪的是当时运政部门的权力比交警大，比如考驾照和车辆年审年检就回兰州市公路局的汽车监理所，而按国家交通法规交警部门也有执法权，于是有一段时间两家各自进行车辆年审年检，兰州市的汽车按往常由汽车监理所年审年检后，又要按交警部门的通知又重复进行一次。两家互不相让。后来经很多周折才逐渐统一归交警部门管理，如现今这样。

我们理论课结束后就开始进行道路驾驶训练，每天出门即上公路中午返回，下午再上。那时走往兰州方向的老路要曲折翻越两座以上大坡，要频繁换挡，很适合作道路训练的路段。这也是选在皋兰办班的原因之一。现在走新路我专门留意观察过出大沙坪一路向北一脚油门就到皋兰，根本不用换挡。道路驾驶训练中为避免每日重复走一条路线，还有长途道路驾驶训练的要求，而且要求是重车训练，经协商我们决定走兰州－西安这条线，而且落实了往返的货源，兰州至西安每车装一件金属薄板，重两吨，县不占容积，车上学员每人每天可轮流驾车多次，上下车换人都很方便。在道路驾驶训练开始前我们已够教训车做改装，在副驾驶位置加装了应急刹车装置，紧急情况下教练员可一脚刹住车辆。另外还准备了手持三角木，防止在特殊情况下车辆溜动。那时公路沿线根本没有加油站这个设施，因为汽油是统配产品，油料供应都是要指标的。局系统的油料每月都是由我将指标分配给各单位，总量是有控制的，不过基本够用。因此教练车还要自带大桶燃料，这在今天都难以想象。

兰州－西安的长途教练路线，我们走的是传统的西兰公路，由兰州、定西、平凉、固原翻越大盘山入陕经彬县、长武咸阳等地到西安，我每天清晨按当日预测的宿营点提前开车打前站，预订住宿，晚上教练车大队到达入住休息，第二天重复如此。所以我每天总是只用半天就到达宿营地，不乏游山玩水的时间，这条线上文物古迹不少，不过正值文革时期，不少遭到破坏，也不准对外宣传，开放。加之当时历史知识缺乏，放到今日不外是观光旅游的好机会。即使这样有些景点是想避也避不开，因为景点就在路边。比如彬县的大佛寺，著名的武则天乾陵等。只有一处景点是我刻意安排的，那就临潼的秦始皇兵马俑，那时秦俑博物馆正在筹建施工，现场就是一个大工地。也没有任何游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见我们是一支集体的单位，而且远道而来，破例专门派人给我讲解秦俑的发现和发掘过程，看了现场。还专门拿出秦俑手中出土的兵器，实物称其锋利度甚高，可以刮胡子。这个情节即使在今天去看也不会见到。

彬县的大佛寺是西兰公路边的一座唐代石窑寺，特点是经历代保护，保存完好，唐代的石窑寺，窑前的建筑保存完好的很少，大都只剩石窑石像，而前面的木结构只见崖上的洞孔，从未见有实物保留。彬县的大佛高约20米，十分雄伟，由于公路修建时路基抬高甚多，在路上高度相当于佛像的脸部。文革期间也无游人，亦无管理人员，任人出入。

乾县的乾陵稍好一些，因为有两座已发掘开放的陪葬墓永泰公主墓和章怀太子墓，所以时有游人，也对外开放。乾陵选址就是一座整体的圆形石山，石质均为坚固的花岗岩，石山表层石后风化裂纹少，整体性好，表面比较光滑，无论远看近观都酷似一座馒头一样的山，是一座天然的封土堆，但它的体量是一整座山，这是古今中外任何人造的帝王陵墓无法比拟的。沿西兰公路西往东来远远的便看到一座馒头一样的高山这便是乾陵，公路与陵区最近处是在陵区北部的半山腰，而不是原陵区的主入口，乾陵坐西向东，原主神道从山脚下起步，两侧分立各类高大石像生，70年代陵区没有任何修缮，也无人管理更没有任何建筑怀围墙，人们从公路转入小踟直接就到了那些无头的石人像处，然后看到的就是高大无字碑，要看主神旁的石像要从上面向下走。这个参观路线，显然早被废弃，现在、乾陵的参观路线一定是从山脚下神道的起点开始，这有待有朝一日再度重游时可以证明。唐代的陵墓，在后世有过有组织地盗掘，可谓无一幸免，唯有乾陵保存完好，这不是盗墓贼不作为，而是无从下手，因陵墓就是一座石山，墓室就在山的中心，据说解放后找到的墓道入口，封口的巨石缝隙，都是用铁水洗铸的，即所谓“金汤固隙”。不要说古代就是今天不用外破的手段也是很难打开的，这个墓道口当然是封闭的不为外人所知。我在现场时就有一们首长式的人物问我，墓道口在哪里？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按常理分析，应该就在神道终点前方的山体上，也就是面向东方的山腰处。这从我在咸阳附近顺陵发掘现场和下面的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应该是相似的模式。此后时至今日，看到过许多资料和电视片，对乾陵的无头人像（均是外国使臣）无字碑等有诸多的解释和理解，但最初的印象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无法改变。

永泰公主墓是当时对外开放的，当时正值有一个什么代表团参观，有幸跟随听到一些讲解，陵墓也是墓道，天井、墓室、壁龛等组成，墓道上方也有五个天井，后来得知这是皇家的规格，一般人是要少于五个。与顺陵的简陋不同，永泰公主墓的墓道两侧有大量保存十分完好，色彩鲜艳的壁画，其中经典的唐代宫廷仕女图现已深入人心，经常见诸报端。陵墓与其他唐墓一样已被多次盗掘，出土文物数量有限，不过文物价值都很高，其中有一座完整的墓法铭和完整的石棺石椁，雕刻体现盛唐时代的风格，都十分精美，奇怪的是墓中多出一副人类的骨架及一把斧头，解说人员称其盗墓贼为争夺财物自相残杀的结果。关于永泰公主的死因，及有关驸马的有关情况流传很多尚待研究。章怀太子墓与永泰公主墓规模相仿，也保存有许多完好的壁画，其中最著名的是那幅宫廷马球比赛的壁画，画中人物众多，手持球拍，驰骋往来，栩栩如生。

利用行程之便，我在途经平凉长庆桥时，去看望了一下原机电公司的老同事魏永和。他原是海军当时最大的舰的轮机长，比我早几天转业，年纪比我稍长，单位撤销前我们是很好朋友，我们二人背地里曾痛批以李何为代表的极左思潮。他不幸在文革中进了专政队，被批得很惨。后来他被分配到长庆桥电厂搞汽轮机，因为军舰上也是用汽轮机，总算回归本行，因为长庆桥电厂是1500以下的小火电是列入淘汰的企业，不久就淘汰拆除了，他后来随电力部门调回兰州，再没有联系。魏永和工作期间家属一直没跟随，不知回兰后事如何，我也从未问过他。我去长庆桥电厂看他时，他是负责技术的厂长，当时对工作还是满意的毕竟做到了人尽其才。

长途教练在西安休整了一天，住在南门外一个大礼堂式的旅社里，接着就是返程，我们每车装载约两吨给兰州无线电线代运的纤维板，也不占容积，外面看不出载货。那时货运全用火车有整车另担，公路运输少之又少，汽车运输多是省内，跨省的运输很少见，也没有今天这么多管理部门，公路上能见到的只有养路工和道班。我们沿途没有遇见过任何人员，总之，一上公路就是司机的天下，只要不出事故就没有人管。我们一个全程长途教练，过程将近一个月，平稳安全的顺利结束，学员们收获很大，实实在在地学到了各种路况下的驾驶技术。此后我们还进行过专项的夜间驾驶和城市道路驾驶等训练。都是体验性质的训练，时间很短。

汽车故障排除和维修也是培训班的重头戏。教员现场讲解汽车各系统常见故障的现象，原因排除方法，然后分门别类地演示给大家看，每个学员都必须亲自实际操作再体验一遍。这个过程很繁琐，今天的驾校恐怕没有这项教学内容，但那时考试科目里有。也实际抽题考试，我们培训班也必须扎扎实实教学培训。作为学员如果认真学习，也学会一些真本事。现在的驾校往往只重视应试教育，实际操作的本事要自己在实践中慢慢领会。我们当时是既重视实际也重视应试，因为考驾照的桩考，路考也是我们每个学员必须练就的过硬本领。而且在我前面做过训练科目结束，就正式进入为应对考试，而设置的场内驾驶（桩考）和道路驾驶（路考）项目。桩考的场地可以随地自己设置，而路考的场地为了更加切合实际和逼真，在训练后期我们选择把学员拉到路考的现场去实地练习。那时兰州、考驾照都在东岗坡下的柳沟河，在那里做一个上坡起步然后到坡顶掉头，在下坡指定处，做一个抢档停车，因为在规定车速下，突然下令变入低速挡，必须加大油门抢挡，而且必须抢进去，用挡位来减低车速至停车线，然后才能采用刹车。这个抢档停车的科目，起初难住不少学员，他们稍一犹豫就错过时机而超限，所以必须下狠心，务必要减挡成功，实际考试时我们学员都是顺利通过，不过当初练习时，确实费了一番功夫。

桩考的练习相对简单，主要是动作要快而准确，体力要好一些，因为当时教练车都是老吉斯和老解放，方向机是很沉重的。就这样我们每天桩考、路考穿插进行了一个多月，终于达到可以100%的次次通过。为实际考核做好了准备。至于笔试的交规和机械常识也是每天不停死记硬背，总不能几个月的辛苦功亏一篑。总之我培训的目的，既要学好也要考好。培训结束迎来预定的考试，当时报名参考的人员并不太多，和我们同期参加考试的也是几个单位办的集体培训班，总共不超过百人。我们全体笔试顺利通过，桩考因为要人人过关所以很慢，学员考试时我在场外观看，我当时为每一个学员担心，怕他们出错，学员的心情紧张，我在外面心情更紧张，好在也都顺利通过。最后就是艰难的路考。考试的那一天，因为是在柳沟河的河滩上野炊，各单位都希望把考官请到自己单位来午餐，也做了准备，但唯有我们做得最成功，我们准备一辆大客车，带上燃气灶具还有一名炊事员，准备的午餐是拉条子。现场制作，乡土气息浓厚，舒适可口，立刻被考官选中，其他单位有专门从饭馆买得都没有去吃，就这样我们的第一期汽车驾驶员培训班，历时半年，终于画上圆满的句号，我们的学员各回原单位，河口南车站代培的两名学员，由我亲自去车站，移交给站长，免不掉的一番感谢之意。两个学员向领导众人介绍他们学习的过程时特别提出我每天为他们打前站安排食宿的情形，看来有些事情不经意之间会成为一段人生难忘的回忆。按中国的传统文化，师徒之情犹如父子，今天虽然不再提倡。但生活中依然有所反映。改革开放后我搞房地产，有一次去兰州供应站租用大吊车，接待我的是一期培训班的学员闵忠良，此时他已是兰州供应站的主任，一把手，见我去办事，口口声声连称保师傅，十分热情。

我办培训班是根据实际工作的需求，反响很好。整个办班过程，是我自己一手策划筹备，但得到李来玉和屈天福两位领导的全力支持。人、财、物均有求必应，而且也从不过问具体细节，加之我们远离领导，在皋兰的山沟里，也很少有人来。时隔不久，应局系统各单位的强烈要求，二期培训班又紧锣密鼓地跟着开学了，有了一期的培训经验，二期的筹办可谓轻车熟路，这次在教员之中出现了一个新面孔，这就是后来成为天水站和陇西站主任的王克礼，此人是从筹建中的河西堡物资站抽调来的教练员，河西堡站后来下马未建。他转业前是军委总政汽车修理厂的厂长，曾在军队系统的先进代表会议上有一张与毛主席的合影。这些我事先并不知情，只是感到此人与我同是50年参军，有工作能力。所以在二期训练班结束返回原单位后，向领导建议把他调来兰州，后经局人事部门同意，就真的调来兰州。我当时想只是调来一名车管干部，可是后来成立天水供应站，局领导可谓慧眼识人，直接任命他担任了天水站的一把手（副处级）所以也不能把局里整个领导班子都批为庆阳帮，他们也是做过一些好事的，至少在王克礼的任用问题上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又是我始料未及的，这是后话暂且不说。

二期训练班长途教练的路线有所调整，不再出省，而改为东到庆阳，南到武都，西到武威，都是走崎岖的山路，很适合驾驶训练，其实在甘肃除河西走廊以外都是山区，特别是兰州，在改革开放前的老公路，出城就是爬坡换挡的山路，这与在东北平原地区开车完全不同，但现在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向东的车道岭，向南的七道梁，向西的乌峭岭都打通隧道，可谓天堑变通途，再不必爬坡。二期培训班也是由我一手操办，贯彻始终的全程参与，是理所当然的班主任。从开班到结业考驾照也是经过半年的时间，效果也不错，全部学员都顺利毕业。后来物资系统又办过第三期汽车驾驶员培训班，不过我没有参与，这里不再赘述。两期培训班共六十多名学员，所以我说我有六十多个学生。

79年举办的省物资系统司炉培训班，也是那些年我主持创办的职工培训项目之一。那时还没有成立技术监督局。锅炉和压力容器监管归劳动局的锅炉和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处。局系统除各单位采暖的锅炉外，还有兰州制材厂生产用的锅炉，总数也有十多台。而司炉工大多是冬季临时招收的季节工，正式工里面也很少有持证上岗，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的自流状态，这不仅不符合有关规定，也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在我的要求之下，领导自然十分支持办班。而办锅炉班就没有那么简单，首先要自己找教员，好在此事经协商取得省劳动局的大力支持，他们同意派出一位名叫暴兴芳的工程师出面担任理论教员，又从兰石厂借来一位技师一同任教。我们按每日每节课时，给教员单独付费。教材选用公开发行的讲义课本，地点设在土门墩的兰州木材公司和兰州制材厂院内。教员暴兴芳家住七里河，我每天开车接送。那时我早已将车更新为有驾驶室的BM－021，所以接送教员也很方便。办班的过程，除每天上课论课之外，还专门组织参观过河口红星机械厂的锅炉生产车间，了解锅炉的内部实物构造，及生产过程，还到兰石厂参观大型链条炉的运行情况，理论和实际均有所接触。暴兴芳是水暖专业的工程师。我后来在北滨河路七里河桥头西侧的黄河家园项目当总工，他曾是监理公司派驻工地的监理工程师之一，又有过一段合作的机会，但不久因项目下马，就再也没有合作过。他对我每天上课接送他印象很深。

暴兴芳课程的教材，是劳动局指定的讲义课本。他显然使用多年，所以讲稿都是使用多次的重复，此因对他毫不费力，但是对于学员就有些困难。因为大多数学员都是小学文化，有的几近文盲。不然也不会去做烧锅炉的工作。这给教学带来许多困难。我们商量的结果是不能降低标准，课程照讲不误，听不懂我们也没有办法，只有在最后结业发证考试时，给实在不会考试的吃小灶，把司炉证给他办下来。我在整个听课过程中，认真完整地学完了整本讲义，做了许多详细的笔记，这对我事后参与和组织多次锅炉安装，大有益处，谁能想到几十年后我会进入房地产开发的行列。所以我多次对许多年轻人说，年轻时多吃一些苦多做一些别人看来不相干的事情。但是知识的积累是在日常工作中逐步形成的，所以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很正确。

79年整个夏季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培训班的事业，并且完满收官，而就在结业典礼的前一天，局里宣布中路子大板楼的分房结果，那个大板楼，原本就是建筑标准十分低下的住宅楼，虽然其中给我分了一个大套，但是这个大套是在底层，而当时的室外环境，底层等于不见天日，后来虽然有当地搬迁户专门要底层，并用顶层的一个大套，与我做了对调，但我始终没有搬家，因为我根本看不上那套房子，后来局机关的司机金光华提出用局机关院内的一个中套换我的大套，经过比较我欣然同意，因为局院内新楼是南北朝向二层，比中路子东西朝向的五层而且是顶层要好很多。这些都是后话，当时我正全心全意办班，局里分房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而当时主持储运处工作的副处长，也完全无视我的利益，没有做任何争取好房工作。当我得知分房的通知时，第二天便要举行培训班结业典礼，已邀请省劳动局的有关领导，并联系好摄影师，因为那时除专业照相馆，还没有任何设备会拍大型集体照。因此日期不能变，我也根本没有撂挑子的想法，不过我当时大发雷霆，把当面痛骂了一番，骂出了很多难听的话，着实把他吓坏了，他怕我撂挑子第二培训班无人收场，赶忙叫处里的贾万信当天陪我一起去现场，其实我生气骂人是真的，工作还是要做的。第二天结业典礼如期举行，司炉培训班也圆满地画上句号。不过前面说过分给我的那个大套住房可真不是什好房子。局里的汽车司机金光华搬进去住不多久，就被人在房中打成重伤，住进三爱堂医院。金光华因脑部重伤成为植物人，在医院抢救半个月就一命呜呼。那时还没有ICU病房的设施，也没有护士这个职业，金光华住院半个月，是由全局职工每天24小时轮流派人值班前往护理，我值过一个上午班，在护士指导下洗理口腔，擦拭手、脸，通过鼻孔的胃管注射牛奶等等，这些今天必须由ICU病房护士进行的工作，就由我们这些单位员工粗手大脚的进行，也不知医院当时是如何规定的，这能保证卫生条件吗？更不要说灭菌操作的要求了，不然他也可能会多活几天。然后就是料理后事，这几乎成了我的专长，因为我的确十分熟悉。也轻车熟路。金光华半个月的护理显然是彻底失败的，最重要的是没有今天植物人使用的营养液，仅靠那点流体食物，是无法长久维持生命的，金光华的遗体完全是皮包骨，人是瘦死的。金光华的丧事办完就要说他的死因。原来打死他的人是他前妻的哥哥。此人原本是个混混，行凶的那天晚上是他自己报的案，也没有逃跑，直至派出所警察赶到，当时金光华身上只有一处轻微刀伤，一周后就痊愈了。死因是脑部内伤。也不知是怎么弄死的。后来此人判刑也不重，主要是无人追究。金光华后来的老婆年轻又没有小孩，所以不了了之。因此说那套房子是个凶宅，幸亏我未搬进去。

物资局的职工培训我们还搞过花庄保管员培训班，那个班规模很大，仅教材编写就出了许多本书，历史也很长。不过我没有参与其中的工作。听说在国家物资部也是挂了号的，因为好多现成的教材，都是部里组织全国物资部门分别编写的，我只见到分门别类的一些教材，如机电产品，建材产品等。

八十年代末期，新物资局领导毛春荣郑士荣之流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抽调张书义等人大肆编写物资志，写了厚厚的一大本，并于90年印发，我当时早已退休，正被请回去主持物资局新办公楼的筹建工作，物资志印好也给我发了一本。当我翻看时发现他们只写自己在职的业绩，而对前面的工作均予否定。比如职工教育这一项目，他们只写如何创办了物资学校，而对此前我上面说过这些职工培训工作，就只字未提。更可气的是，我曾是局机关唯一被推选参加82年省劳模会的代表，并获得甘肃省先进工作者称号的省级劳模，而且物资局每年评先进，我也是多年的先进工作者，而在物资志的有关栏目，只对后来的无名小辈大书将书，而对我只字未提。我当时就把书扔到垃圾台上去了。后来整党时，许多人提出意见表示不公。

我在物资局分管车辆安技及安全生产工作的那几年，每遇发生事故，我都及时赶到现场参与事故处理，其中还有几次省市统一召集的现场会。其中一次是皋兰山上翻车，死了许多人。那次事故是旧大路老机电公司旧楼南面一个汽车修理厂的干部小吴，因为我也在厂里替别人安排过修车，也认识他，此人开一辆厂里保修大客车，装一车人，由皋兰山红山根上面的公路上车辆失控，翻滚到山下才停住，车辆粉碎解体，人员死伤无数，而他本人都在第一时间跳车毫发无伤。而且是无照驾驶。这一事故显然性质恶劣，所以召集省市各有车单位到红山根事故现场去开现场会。我也到了现场，那个修理厂是个街道集体办厂，也没有什么人可追究领导责任，只有处理司机一个人才能了事。可是处理的结果大出人意料，本来按刑法交通肇事，最高刑期才是三年，而那时是文革期间，一切均由革委会说了算。于是由当时省革委会最高领导洗恒汉下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结果第二天就给枪毙了，文革中草菅人命的事绝不止这一宗，我亲眼见过省人民医院外科主任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押赴刑场的场面，那只不过是因为因轮政不及患者死在手术台上而已，公安局的宣传橱窗还展示过许多省人民医院手术室的照片，说是杀人现场，其实只是因为此人有过在旧社会做过国民党军区的身份而已，文革后有一次去省人民医院看病，正赶上为前外科主任开平反大会，到处都是平反的条幅。

另一次省市召集的大型事故现场会是在临夏三甲集，此处直至今日因大量毒品交易集散而十分出名。不过那时正值文革，很少听说有毒品。事故现场是一处漫长大坡，一辆上行的解放车，见远处一辆下坡的车辆车速很快，而且方向不稳，于是就主动熄火停车路边，让开大路给对方通过，而对方惊慌失措，竟然撞向停在路边给让路的车辆，把驾驶室左面全部撞毁，被撞的司机当场死亡，而撞人的车辆却基本完好，而且车况良好，并未刹车失效，只是因为车速太快，技术不佳，这个事故死亡者实在太冤，正因为事故性质实在太恶劣，所以才召集现场会。那时所以动辄开现场会，主要是车辆少，事故也少，放到今天，再大的事故也不会开现场会，因为那要兴师动众保护现场，紧急通知各单位派人派车前往往返吃住要耗费多少资源和精力。

另外还有几次我们物资系统内部的车祸，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的学员，431处的，他开水罐车到兰州拉水，返回时因车速太快，在没有任何情况的路上，单独一辆车平地翻车，把他从驾驶室甩了出来倒在路上，而此时罐车翻过半圈又翻了回来，罐车顶部正好把他的头部完全压扁，而整个大脑完整地跳出来落到一边，就是一个完整的大脑标本。这是我在现场的完整印象，事后我们用白布把遗体的头部整体包扎起来再未示人，他妻子正好来兰探亲，住在431处，我们特从兰州买来许多冰块，在431的洞库里把遗体保存了几天才火化。另一次是市区发生的事故，我们把女伤者送到兰区二院时，已亡故，所以急诊室也不管，也不给病床车，是我和兰州站的汽车队长二人用担架，穿过整个二院病区，抬到北边滨河路上的太平间，很重，对死者也很不尊敬，因为连一块床单都没有。

我64年转业，72年才接触物资系统的全面情况，对解放后50－60年代的物资部门形成前后的情况不十分了解，对我分管的车辆，机械设备，维修能力等方面，基本的印象是车辆设备配置比较完善，有一支技术能力很强的技术工人队伍，有一定的维修加工生产能力。后来把兰州供应站的汽车队和维修队伍抽出来，成立专职的机修厂，使得能力得到进一步发挥，比如汽车队有一批美制的大道济货车，并保存有很丰富的一批汽车配件，使这种车型长期保持良好的劳动状态，直到80年代才逐渐报废，这在兰州的运输行业中是很少见的。那时的汽车年审年检，是采用大集中的方式，如城关上的车辆，即通知某月某日的一天，全部集中到一个巨大的场地，然集中走过场，表演式的按口令做一些开闭灯光，开关雨刷等动作，每车只是流动观察外表，根本不做任何实际检查，因为汽车监理所的几个人员要对现场的几百辆车做检查，也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每年的车辆年审年检，就是车辆大聚会，完全是走过场，除了搞清洁卫生之外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每年都表扬我们大道济车辆保养得好，能长盛不衰。物资系统的老仓库兰州供应站的技术革新能力也十分突出，那时只有前苏联生产的五吨铲车，一种搬运机械，而且国家分配很少，仓库的水平搬运机械，大都是自制改装的一些设备，他们自己命名为七一吊，或八一吊，大概是为节日献礼而命名的吧，其实就是一种能吊物行走的车辆，很实用，而且有无限期的寿命，随坏随修一直能正常出勤。兰州供应站最大最成功机械，要属自制的龙门吊，那时国内还没有设计定型批量生产的龙门吊车，各单位如兰石厂都是自己制作安装龙门吊车，十几吨的超重量，灵活的轨道平移行车机械，给铁路专用线的火车装卸带来十分的方便，而此前只有现场唯一的一台履带式移动吊车，根本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装卸量，而龙门吊的试制成功解决了大问题。待后来河口材料站建站时，情况就好多了，已经可以订购国产定型的箱式龙门吊车，其他各种吨位的铲车轮或吊车。也都可以通过计划调拨买得到。

文革后期随着中日之间开展贸易，国家曾大批量进口一批日野车。都是通过我们物资部门购福建和供应出去的。我们系统内部也分到几十辆。我直到今天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进口这批日野车，因为从它的吨位性能，价格甚至外形，颜色上都不占什么优势，特别是它的车速快，车宽较窄，跑快了极易翻车，我们车队就经历过几次翻车，不过由于货物装载较高，车辆翻车又翻过来，原地打一个滚，竟然一切完好，可以继续上路。这批车辆进口得快，消耗得也快，三五年之间就全都寿终正寝，再未出现过。日本进口车辆最著名和使用的是大型汽车货车和大型装载机，这在今天完全是普通的机械，我们前些天安装锅炉竟然来了一辆起重量100吨的吊车，这种汽车吊的配重竟然都是一辆十吨卡车专车运送，而不是一般汽车吊随车固定的。那时小松牌装载机已被今天的徐工取代，大型汽车吊也完全被国产车取代。我们当时分配到两台日本汽车吊，都是加藤厂牌，直至今日仍在使用，说到大吊车这里有一段故事应该记录下来。

那是在79年的春节之前，当年由于秋冬沽水，刘家峡水电站因缺水发电不足。省水利厅提出要乘直升飞机前往甘，青黄河上游视察一下冰情，水情，当时甘肃正处于文革之后，百废待兴，主持甘肃党政工作的是后来成为中央常委的宋平。他对甘肃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贡献极大，在甘肃广大群众中有良好的口碑。按当时的惯例，甘肃省委为第一书记必定兼任兰州军区的政治委员，也就是说他当时是西北党政军的一把手，水利厅的要求通过宋平批准传达下去，就成为兰州军区通过空军下达给兰州军区空军的一项命令，特别是大军区宋政委的命令，所以军队逐级领导都十分重视。并由兰空驻榆中直升机集团派出一架国产直五，也就仿制前苏联的米－4型直升机执行任务。

兰空的机关原本在西安，我在十六校工作时经常前往办事。后来整体西迁。本来兰州军区机关和兰州军区空军机关，由分处两省两地，集中到一个城市，更便于集中指挥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执行起来就有些变味了。首先兰州军区，在 洗忙汗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要靠山进山，在远离市区的南郊八里窑，大兴土木建设全新的军区机关，那里原本是皋兰山的南坡，有后五泉之称，兰州五泉山的泉水解放前十分丰富，现在五泉公园的西龙口甚至有一处瀑布，大量的泉水从企桥下流过，从流经路线的涵洞断面尺寸，可以看出水量之大，以信山下的中山林，得以引水灌溉树林，现在西龙口的瀑布，观瀑的牌匾都成了历史的遗迹，五泉山的泉水几近断流，这就是兰州军区在皋兰山南丽开山打洞建设新军区建筑的后果，据专家考察，五泉山的水源，已从新开的断面全部向南排入阿干河，所以说他们是千古罪人，应该被后人唾骂，如今兰州军区机关又全部搬回兰州老地方，八里窑的设施不是废案也是闲置。而兰空也与兰州军区机关一样，走了一遍同样模式的老路。兰空机关迁兰，也是受靠山进山的理论影响，把新兰空机关选址在兰州东郊的夏官营，此处地处桑园峡黄河南岸，原本是生产兰州水烟的传统产地。兰空机关微地拆迁也是大兴土木，据说投资数亿元军费，终于建成投产，而这里远离市区，过去乘火车向东行一个小时停车的第一站就是夏官营。兰空迁来以后快车都要在此破例停车一站。这样没有经太长的时间，随着兰州军区重新迁回兰州，兰空机关也在山沟里住不下去了，于是又在兰州东郊原先老飞机场的旧址大兴土木重新建设新的兰空机关，并且工程进展神速，不久就由夏官营整体搬家到现在兰空的新址。而夏官营一座完整小城镇，则整体移交给兰州大学，成为兰州大学榆中新学区。这个结果看来十分完美，空军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作出很大贡献，但这并非初衷。

米—4或直五，是前苏联也是我们国产仿制的第一代直升机，采用的是老Ty-2飞机的Am-82活塞式发动机，为解决低速飞行和悬停时发动机散热的问题，动能输出轴上安装了一个很笨重轴流式风扇，估计要耗掉不少的动力，飞机发动机尾前头后的斜装在直升机的机头处，它的振动和噪声想起来都可怕，但苏联人把它设计出来，成功地飞上天，而且大批量投入生产，说明他们解决了许多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设计是成功，我曾近距离仔细观察过，所以说也很熟悉。这次直升机执行任务是观察水情，飞机在青海省黄河上游某地降落在黄河南岸，机上的水利人员到河边察看水情，然后在河边起飞过河，本来应该把飞机升起来，待到一定高度再过河，因为黄河上游河面很窄，他们是边起飞边过河，就在此时，由于操纵失误，发生桨叶失速，飞机立刻栽进河里。当时正值冬末春初，黄河上游，虽已解冻，但河两岸还都是数米高的冰崖，河水只在两岸的冰崖之间流动，飞机侧翻在水里，旋翼已被弯曲打碎，机上人员借助村民找来的长条大板很容易就都爬到冰崖上面，因为河水很浅。于是一场飞行事故就这样发生了。

我在空军里十多年，见识过太多的飞行事故，我也曾设想，如果转业后再遇到飞行事故，如果参与抢救，我至少比一般人要懂得多一些，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竟这样快的给我碰到了。按空军的常规发生事故逐级上报是必需的，但对于没有人员伤亡的事故，一般属于三等事故，是不需要太多的上级过问，而由单位先行救援处理，而这次事故不同，由于任务是由大军区一把手下令调动飞机，所以事故必须马上汇报到宋平那里，而宋平得知事故发生后，一定感到有些自责，因为是他亲自调动的飞机，所以一定指示要全力抢救，这样一来各级领导就都被惊动，于是兰空就派出一位副参谋长带队牵头，既然兰空机关领导出面牵头，那么下军、师、团各级领导就都要出面，更不要说团以下大队，中队以及机组的各级机务人员，而坠机处理地处荒野，根本没有道路，而大队人马加上运输机械如何通行是首要问题，于是经过请示，兰州军区决定是由青海工兵十四团，派出一定兵力，携带筑路机械随同前往。

那是春节除夕的前一天，机关里已准备安排春节休假，当时李全海副局长突然找到我，因为我主营车辆机械可以说是机关军里唯一的技术人员。同来的还有一位兰空航行处的处长。原来宋平接到事故报告后首先想到的是大吊车，他的印象里物资局仓库肯定有大吊车，其实那时我们只有一台起重量十八吨的日本进口加藤吊车，兰州最大的吊车应该属兰炼 ，兰化，不过那都是中央企业，所以宋平就直接下令给物资局派吊车前往救援。于是李金海就指定由我带队，派一辆北京吉普，一辆大吊车前往，经兰州站稍事准备后下午立即出发，先带我们到青海东部与工兵十四团会合。第二天一早我们这支庞大的队伍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队伍里醒目的是工兵十四团的一辆半挂大拖车，上面是一台日本进口小松大型装载机，然后就是我们的大吊车，其余几十辆车是清一色的北京212吉普车，当晚的目的地是青海省军区农场。因为那天是除夕，青海省军区农场把原来给战士们过年的年夜饭全拿来给我们吃了，不过那还是除夕午夜之后的事情，因为我们一整天都在路上，直到夜里十点钟还没有找到青海省军区农场。吃到冰凉的晚饭时已是午夜。兰空那位航行处长，感到十分的过意不去，再三声明，回兰州一定好好招待我们一次，此事后来如实兑现，他们在兰空招待所操办了两桌丰盛的宴席，代表兰空领导对我们表示感谢。

一路上最有生活经验的是工兵十四团的士兵，他们大概经常执行任务，车上带有半个面袋的炒面。而直升机团的团长则带有空勤灶预先准备的点心干粮，而我们物资局的几个人一切毫无准备，一路上都是走乡间小道，可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工兵的装载机要不时地现场填沟平地，还临时征用，砍了村民的不少树木。根本买不到任何吃的东西，我都记不得是怎样讨到吃的东西，包括飞行团长（他穿着飞行服）的空勤灶点心。大年初一那一天我们终于到达事故现场的黄河边，我们住到附近村民的家里，第二天开始吊装事故飞机，他们原计划把吊车停在冰崖上面吊起飞机，我发现由于天气转暖，冰崖已不稳定，于是按我的要求用装载机把冰崖推平，成为冰胡同，我们把吊车直接停在河滩的卵石地面上，这样地基十分牢固保险。起吊飞机原先由机务人员卸下旋翼，再在原处安装一个专用于起吊的浆帽。而此时河水中的流泳已把飞机撞击的损伤越来越严重，而工兵的冲锋舟在河水中往来十分不便，我便指示工人直接把短钢丝绳捆住旋翼端部，而不再安装那个专用于起吊的浆帽，这样立即可以起吊，于是半拉半吊很快就把飞机吊起来转到岸边的冰崖上面，只是在落地时由于角度扶正，有大量的汽油由机内流出，好在天气很冷，也没有产生意外的火花，否则一场火灾是难以避免的，事后回想起来当时还应该准备好足够的灭火器再行起吊，才更保险一些。

我在等待吊装的过程中和现场的机务人员领导有过交流，他们听说我曾是十六航校机务处的助理员，马上提到机务主任王润亚，他们原本很熟悉。就这样我在离开空军专业之后，又和空军打了一次交道。我们在吊起飞机，安放到随行的工兵十四团的黄河牌八吨卡车上以后，就完成任务行返回。我们吉普车当天返回兰州，吊车第二天才返回。这个春节从大年二十九到正月初四，六天假期就是这样渡过的，回来以后除了李金海副局长问了一下之外，别人都不知道我这几天做什么去了，可能以为我也一直在休假，谁会想到除夕的夜晚我们是在野外的汽车上饿肚子。不过这毕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别人也没有这个机会。

在计划经济年代，全国有国民经济的大计划，各省有中计划，而具体到某个大的系统单位，则有自己的小计划，而且各项计划最终都要反映到各级计委的计划本子上，无论是国家的大计划还是单位的小计划，最初都是形成在某个人的脑子里，因此人很关键，而我们国家那时偏偏强调外行领导内行，所以往往办许多劳民伤财的事情，这个情况今天已大为好转，不过还经常有这方面的影子，我们物资系统的库站建设就有许多盲目性，其中机修厂制造生产铲车的项目就很有代表性。

那时计划经济年代机械设备很缺乏，靠国家调拨是杯水车薪，根本满足不了需要，于是就提出自己制造三吨铲车。机修厂当时领导是王凤阁，此人好大喜功，决心很大。于是就匆忙上马了，而要制造生产一辆三吨的铲车谈何容易，首先发动机，方向机等。关键部件，没有条件生产，只能外购，而其他加车架，变速箱，液压系统等配件也不是全能生产，总之困难很多，好在还有王凤阁，孙世恒等一批技术人员，加上机修厂的原有机械加工能力，又增添了滚齿机等一批新的机床，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终于生产出十二台铲车，并且无偿的调拨给了地县物资部门，但是这些手工打造的设备，制造质量毫无保证，故障频出，所以不久就成为一堆废钢铁，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可以说付出了高昂的学费。而其他领导又何尝不是呢。因此说计划经济是一条死胡同，没有出路。

计划经济年代还有许多荒唐的事情，总之一切都是计划部门说了才算数，国民经济不是按市场需求而是长官意志，给什么吃什么，没有原料就饿肚子，物资指标成了最抢手的热门。一切都要通过审批，幸亏那个年代人们还都比较单纯，权力寻租顶多是多吃多占，但官倒的现象时有所闻，终于成为89年社会动乱的诱因之一。

机修厂从生产铲车以后，生产情况每况愈下，其原来的主业大修汽车，由于系统内大都自行开展维修，而日渐凋零，机械加工能力虽然很强，但是接不到任务，最终局领导决定全部撤销，在机修厂原址创办物资学校。新建教学楼，原来高大的车间改为体育馆，派原局财务处处长屈天福，和我们储远处的贾万信前去担任正副校长，开始筹建工作，贾万信提副校长走后，我就开始接管局系统的基建工作。直至退休。

那时全省物资系统实行四统一，即除人事关系外，业务，财务，基建，计划都由省物资局直接面对省财政和各个部门，地县的物资局是省局的直属企业，他们各项业务包括财务结算，都归省物资局直接管理。这样省局的权力变得很大，就以基建来说，地县物资部门的库站建设，都必须先报送省局批准，以便拨款核销，因此每年前往地县的机会很多。我在长春出生，在长春生活了十六年，而长春周围吉林省的地县知之甚少，基本上没有去过。而在甘肃，不仅全省各地区全都走遍，而且82个县市旗，至少去过三分之一，这都是物资部门四统一的那些年得以形成的。

比如有一次夏河县物资局要建一个火工库，这个事情的由来是：文革中夏河著名的藏传佛教拉卜楞寺被封闭，拉卜楞寺的活佛嘉木样洛桑久美却吉尼玛，被当作一般干部分配到夏河县物资局工作，而拉卜楞寺也暂由县物资局代管，而县物资局也就把拉卜楞寺的建筑当作仓库使用，并在主要建筑大经堂里存放了大量炸药，雷管。此事被有识之士反映到省统战部门，于是责成夏河县物资局立即整改，决定就在附近的山沟里选址建火工库，这样经上报，于是由我和刘玉章二人前往视察新址，以便批准，于是就产生了前往夏河一事，提到拉卜楞寺，还不得不说另一件与拉卜楞寺有关的事。

那是在74年，有一次李来玉带我们几个人去各地县物局搞流动展览，宣传陇西材料站学大庆艰苦奋斗，节约建站的事迹，制作了一些展板随身携带来到合作镇甘南州物资局，那时甘南州委书记是贾树德，此人文革后期成立新物资供应公司及后来的物资局时，是物资部门的一把手，对李来玉很熟悉，因为当时他们都住在局机关的院子里，我们来到甘南后到贾树德家中去看望他。此时正巧兰州军区的副司令员徐国珍来到合作要参观拉卜楞寺，而文革期间寺庙早已封闭多年。贾树德当时决定亲自陪同徐国珍前往。由于机会难得，贾树德又加派了一辆专车，把李来玉和我们几个人拉上，于是前往夏河县拉卜楞寺参观。

那时拉卜楞寺全面封闭军管，我们参观队伍是由几名喇嘛带领，手持封条，打开一处庙堂参观完后立即重新封上，就这样随看随封，由最下面的大经堂，一直到最上面的嘉木样活佛的寝宫，包括陈列许多珍宝的密室逐一过目。给我印象最深的寺庙地选址，这里坐北向南，面临的大夏河从山脚下流过，整个寺区坐落在一处山坳里，从高处下望，地势由高向低绿草如茵，风景十分优美，而嘉木样的寝宫在最高处，是最好的视点，至于众多的壁画，唐卡和佛像，由于无人解说，只是一扫而过。可惜的这处寺庙最雄伟的大经堂，在后来的一次火灾中全部焚毁，现在的大经堂，是后来国家专项拨款，全部重建的，给我们房地产项目施工的消防公司的人告诉我，他们参与了部分消防工程的施工，新大经堂完全按建筑规范设置了消防报警，喷淋，消火栓等完整的消防系统，另外据我的分析也一定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等防火的建筑设计，只是没有机会再去看一看这个重建的“古迹”。谈到寻访古迹，我虽然几乎走遍甘肃大地，然而对各地名胜古迹知之甚少，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有很大关系，那时以高喊革命口号为时尚，人们对四旧唯恐躲之不及，而且许多文物景点都是封闭的，如果没有贾树德，我们也不可能去看拉卜楞寺。比如张掖的大佛寺，武威的马蹄寺，天水的麦积山，敦煌的千佛洞，甚至嘉峪关的城楼都是三过家门而不入，都没有看过。那时去地县就是看仓库，由地县物资局领导陪同，吃住在当地政府招待所，每日三餐白吃白喝，从无人提起参观名胜古迹，如果放在今日，无论如何也要近水楼台见睹为快。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能游览一下甘肃的文物古迹，因为甘肃的文化底蕴实在是太丰富了，可是退休二十多年，把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房地产事业，给自己留下的时间太少，可能成为永久的遗憾。

在物资局工作这些年，我统计过，每年在机关上班的时间都不超过八个月，每年总有四个月的时间是在外面跑，除去出差在外，就是去机关农场劳动，去干校劳动，甚至下乡去蹲点。机关干部参加劳动是每人轮流。而我一次都没少，什么都赶上了，比如去省五七干校劳动，我就是赶上打倒四人帮之后的最后一期，此后全国的干校就全部解散了。省五七干校设在靖远北湾，这里原是省劳改局的一处大型劳改农场。当年为了创办五七干校，就把犯人全部转移，整体改建为省五七干校，其中不乏知名的老学员，如前省级领导王孝慈等。那时每期学员由各厅局，包括中央企业各编一个中队，我们省物资局是第十一中队，是历年干校评比的老先进中队，而主要的先进事迹就是承包了全校的旱厕清掏。我们这期物资系统的学员到校后，因为已打倒四人帮，正值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夕，大家已有一点反抗精神，于是一致拒绝承包掏旱厕，因为那本来就应该是大家轮流清掏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要独家承担呢？其他劳动没有拒绝而是照常参与，当时正值秋收，我们参与去果园摘苹果，去场上用脚踏脱粒机给水稻打场。整整劳动半年，冬季来临才返兰。北湾干校的果园非常之大，每人每天提着用兰布包裹的筐子上树去摘苹果，也连续半个多月才摘完，按规定参加劳动的人，只能摘不能随便带走，可是每天下班，人们的口袋里都没空着，后来干校虽然也售卖一些苹果给学员，但是大家吃的比买得多。干校十一中队的学员是由省物资局系统各单位抽调来的干部组成，每半年一期由各单位员工中轮流指派。我参加的这期各单位男、女学员均有。此时包括干校的领导在内，谁也没有想到这几个月之后竟是干校以及许多极左思潮的末日。

我们这学期开学不久，光明日报那篇著名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发表了，干校规定的政治学习内容里自然没有这类东西，于是大家就要求校方提供资料，进行学习讨论。干校领导大概经过请示一口回绝。于是引起大哗，大家决定由各单位派人回兰州组织收集学习资料，而来干校的学员当中有许多人就是原单位的打字员，这样就把她们全部派回兰州打印资料，过不多久由兰州带回的资料就人手一册发给大家，可是这完全是违反校方规定的自发行为，校方也只好不闻不问。还有一件事也是一种反抗行为。那时规定每天清晨，全体学员集合到大操场跑步出早操，有一天兰化中队的一位学员，在早操跑步时突然晕倒，估计是心脏病突发，当时如果有良好医疗条件及时抢救也不会出事，可是只能抬回宿舍眼睁睁地看着他猝死。此人的宿舍就在我的北窗外的一排。从第二天开始大家就拒绝出早操，校方此后也只好默认。从此之后除参加劳动以外，政治环境开始宽松。我的业余时间大半泡在图书馆里。干校有一个藏书很丰富的图书馆，订阅的报刊杂志也十分齐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很多。当时省五七干部的编制很庞大，如同一所大学，后勤人员很多，伙食标准也很好，而且几乎每隔一、二天就在操场上放一次露天电影，只是大家要穿上厚厚的皮大衣。另外校方也组织过各单位的文艺汇演，学员中吹拉弹唱各类人才也不少，总之我参加的这次末代干校，是个少有的例外，大家基本没有吃苦。不过猝死的那个学员也是够倒霉的。

我们这个中队的领导是物资局指定的一位金属公司的副经理，我们住同一间宿舍，队里的许多事情都公开地走过场，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地应付上级和校方，所以一切也都相安无事，顺利结业。干校除我们学员参加次要劳动以外，主要劳动是由原劳改农场，刑满留场就业的人员进行的，后来干校撤销，这里原恢复为劳改农场。我们有一次看电影时，坐在地上大衣暂时找不到了，农场的农工就对我们说，东西绝对丢不了，这里的人夜不闭户，谁也不敢偷东西，原来都是有前科的人，改造好很不容易，谁也不愿再犯错。

在局机关参加劳动最频繁的要数去农场劳动，几乎每年一次，每次一个月，后来改为每次两个月，正好让我碰上，等参加完两个月劳动，第二年又改回去每次一个月，我只好自认倒霉。物资局农场设在靖远一条山，这里是引黄灌区，通水之前全是荒地，没有原住民，除各单位办农场以外，就是少量的移民村。从兰州乘北上的火车，到一条山车站下车，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到农场。物资局农场是局机关的常设单位，除参加劳动的机关干部外，有固定的场长和工作人员，我们储运处的小董，就是调往农场，因为那里可以安家带家属，比他们陕北的老家生活要好一些。农场建有平房大院，宽敞明亮旁边的小山上建有高位水箱，土自来水，灶房食堂、仓库、车棚一应俱全。还有以小麦作物作业为主的全套农业机械，及三条大狗，此外就是农场的基础——土地。农场灌溉的主干渠，由国家投资到位。灌溉支渠，视各单位的开垦能力，自行确定，因此土地数量是随意的，几乎是无限制的。农场从种到收全部是机械化作业，人们只是参加辅助劳动。我参加过沟渠建设，灌水浇地（大水漫灌），磨面（包括磨面前的洗麦，晒麦）也开过农机，玩玩而已。农场地处戈壁荒滩，除干渠旁的树木外，寸草不生，所以春季风沙特别大，后来经多年植树，植被生长很快，风沙逐年减少。水渠田边人们也大量植树，由于有水，树木的成活率很高，随便插下柳条，均能成活，并很快成林。农场的生活条件也是逐年改善的，肉食青菜，面条馒头都能保证供应。四两重的白面大馒头，大狗一次可以吃一个。农场的狗只认干部。农民和附近的驻军来访，必定被困在门外。

提到驻军原来这里是兰州北面的重要咽喉要地。兰州北上银川的铁路干线在条山以南穿越一座横贯东西的山脉，无论铁路或公路南北走向都要穿越这条山谷，而两旁全是连绵的高山，因此如从陆路进攻兰州这里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省军区独立师在这里大，小山谷及公路各处建有许多永备及野战工事，并驻有重兵（约一个团），因此农场周围是不能随便走动的，否则很容易误入军事禁区，那里随处挖有反坦克壕及守卫的哨兵。我们农场与友邻的驻军部队关系很好，他们经常来农场助民劳动，战士们干起活来都是快速争抢十分感人。我们也去营区看过露天电影。至于农场给驻军什么好处，那是场长的事不得而知。农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空军在条山附近建有一个导航台，从中川机场起飞东去的飞机，必须先向北途经此处的转弯点，也就是导航台，再向东进入航线，因此无论白天黑夜，农场上空机声不断，夜间则可以见机上的红、绿、白三色的航行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