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北现象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鱼 日 赵（2018年1月28日 新浪微博）近来，人们对东北经济发展滞后现象议论颇多，笔者也想对东北的经济发展过程做一番历史的回顾与思考。

鱼 日 赵

（2018年1月28日 新浪微博）

近来，人们对东北经济发展滞后现象议论颇多，笔者也想对东北的经济发展过程做一番历史的回顾与思考。

一、历史的回顾

（一）逆势崛起

东北近代经济的开发始于1860年。在清军进关，入主中原之时，大部分满族人都随之南迁。为保祖宗龙脉不受惊扰，清廷设置了边禁，严禁汉人出关。沙俄帝国东进，清廷出兵抵抗。雅克萨会战后，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约定以外兴安岭为界，整个黑龙江流域属清廷所有。1860年，英法联军进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承德。沙俄趁火打劫，强迫清廷签订《北京条约》、《瑷珲条约》，清廷无力应对，被迫割让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鉴于东北地广人稀，难以组织有效抵抗，使沙俄军队如入无人之境的状况，清廷决定开放边禁。大批关内民众纷纷启程，踏上了闯关东之路，东北近代经济的发展由此开始。由于东北土地辽阔，矿产丰富，短短几十年间，人口就从几十万发展到上千万。铁路、公路、电力等基础设施也陆续开工，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东北的地缘地位及资源优势，引来沙俄、日本的觊觎。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军进占辽东。1900年的八国联军进北京，沙俄军队趁机进占东北。1905年的日俄战争，沙俄战败，日军进占南满。尽管战乱频仍，但东北的经济却逆势崛起。很快，沈阳的制造业、鞍山的钢铁、抚顺等地的煤矿相继兴起，形成了辽宁重工业产业集群。松花江畔的小渔村哈尔滨则迅速成长为北部的交通枢纽，商贸、轻工业中心。全国第一家面粉厂、第一家啤酒厂等都诞生于此。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地方的实力。东北的张作霖也由此称雄，率军入关，成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位执政者。

1930年，日本首相田中揆一提出征服世界的三部曲，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东北）。其内在的逻辑就是日本缺乏煤、铁、粮食等战争资源，而东北的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好，是其称霸世界的基础和前提。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东北。积蓄力量六年之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12月又偷袭了珍珠港美军太平洋舰队，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是二战中最大的海空战争，物资消耗极其巨大。一国同时与中苏美英法等世界顶级大国开战，世上绝无仅有，其依仗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东北的工业基地。四十年代初，东北的产值已超过日本本岛。以至于日本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甚至准备放弃日本本岛，退守满洲（东北）。

东北的经济能够在逆境中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闯关东移民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改变命运的强烈进取精神和意志，又有土地辽阔、资源丰富的自然条件。既有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交融，新经济形态、新技术的引进和资金的投入（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后对日、俄的赔款。仅甲午战争后的对日本赔款就与当时的日本生产总值相当）；又得益于历史包袱少，较少有传统封建体制、既得利益集团的纠葛干扰（因地广人稀，以移民为主，很少有历史恩怨的积累，包容度大）。同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主要城市如沈阳、哈尔滨等基本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尽管在抗战胜利后苏军拆运走了大量生产设备，但毕竟基础设施还在，厂房、资源还在，技术队伍还在，产业大军还在，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全国解放前夕，东北的工业产值占到了全国的80%（此数据不知何人统计，不具权威性，当时国共双方均不具相应的统计能力，且关内各主要城市受战争破坏，实际产量并不代表实际的生产能力），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陈云、李富春等东北地区的经济领导人也由此成为我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经济工作主要负责人。

（二）走向辉煌

解放后，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辽宁省的总产值居全国第三位，工业产值居第一位。黑龙江省的总产值居第九位，工业产值居第六位。吉林省的总产值居第十六位，工业产值居第十位。1953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点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其中近半数项目落户东北，为东北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央这一正确的决策，为我国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各地都想大干快上，纷纷争抢项目。如西安曾经想争取“一汽”项目。按年产三万辆解放牌汽车计算，苏联来的选址专家经审慎评估后发现：西安全市的发电量还不够“一汽”项目用电量的一半，年消耗木材将砍光西北山头，物资运输要占西安东出潼关运力的一半，更不用说煤铁资源、人员素质、服务配套、人口承载能力（西北地区缺粮）……最后，东北地区以资源丰富，能源动力、基础设施、配套能力、安置能力、人员素质、文化氛围、组织能力、社会环境等全面优势而成为首选。第一汽车制造厂最终落户长春。

国务院从全国各地调集精兵强将，支援重点工程建设。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些重点工程陆续完工，东北地区成为全国最大的能源、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辽宁的钢铁、煤炭、飞机、造船、机床，吉林的汽车、化工、森工，黑龙江的发电设备、重型机械、森工、煤炭等等在全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选择了东北是我国工业发展之福，一五时期国家有限的投入，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初步形成了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东北经济的发展也从此走向辉煌。重点工程投产后，1958年辽宁省的总产值居全国第一位，工业产值居第一位。黑龙江省的总产值居第八位，工业产值居第三位。吉林省的总产值居第十九位，工业产值居第十三位。以后整个六、七十年代，辽宁、黑龙江两省的工业产值一直高居全国三甲之列。

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在同步推进。五十年代初期，辽宁的王崇伦（后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孟泰，黑龙江的马恒昌等成为全国工人阶级的典型。五十年代末，黑龙江庆华、建华、华安三厂的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经验，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李立三同志把它与长春汽车厂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经验结合在一起，称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在全国工交企业中推行，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毛泽东同志在鞍钢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总结上批示，将其誉为新中国工业企业管理的《鞍钢宪法》，以与“一长制”的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厂的管理制度（俗称《马钢宪法》）相对比。六十年代《鞍钢宪法》传入日本，受到企业界的高度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员参与、全过程管理”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欧美和日本管理学家对“鞍钢宪法”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认为，用眼下流行术语来说，“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团队合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L·托马斯明确指出，“鞍钢宪法”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它弘扬的“经济民主”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日本的许多大企业都学习鞍钢宪法“工人参加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的内容。日本的学界、企业界认为：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日本的质量管理专家石川馨说：“日本的QC小组活动，实际上也借鉴了中国的‘鞍钢宪法’”。

1958年，农垦部长王震将军率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1959年，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出油。使东北经济如虎添翼，为我国经济困难时期解决“油荒”、“粮荒”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后来，大庆红旗、北大荒精神成为我国经济战线的精神支柱，铁人王进喜同志也成为我国工人阶级形象的代表。还有，六十年代提出并延续至今的雷锋精神等那个时代的精神文明成果，多数都诞生在东北大地，是东北经济走向辉煌的时代产物。

我国第三代领导集体中的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尉健行等人五、六十年代也都曾在东北的工业战线得到历练。

那时，东北是全国最大的能源基地，仅大庆油田石油产量就占全国半数以上；煤炭产量也名列前茅，仅以煤炭为主业的地级市就有近十个。东北是全国最大的原材料基地，当年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等林区的木材调运量占全国调运量的70%以上。鞍钢是全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沈阳冶炼厂是全国最大的炼铜企业，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是全国最大的铝合金加工企业、吉林三大化工是全国最大的化工企业……东北是全国最大的制造业基地，长春汽车厂、齐齐哈尔车辆厂、长春客车厂分别是全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厂、铁路车辆厂，哈尔滨三大动力、富拉尔基中国第一重型机械厂被国家领导人誉为国宝级企业。至于哈尔滨轴承厂、佳木斯造纸厂、桦林橡胶厂、哈尔滨亚麻厂等全国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仅黑龙江省就有几十户之多。东北是重要的国防工业基地，不论是陆军的枪炮坦克，还是空军的战斗机、轰炸机、直升机，海军的驱逐舰、核潜艇、以至于后来的航空母舰均出自于东北。同时，以军垦农场群为代表的机械化的现代农业等均处全国领军地位。东北较为完备的产业集群形成，使我国在西方严密封锁禁运的环境中，较好地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那时沈阳是全国城市五强之列，哈尔滨、长春、大连也都曾名列十强之中，工业产值位次更高。

（三）中流砥柱

东北产业集群形成后，使我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东北成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在“二五”时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是东北力挽狂澜，保证了北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水平的需要。那时的东北，不光是农民、国营农场系统生产粮食，城市里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也都纷纷下农村开荒种地，兴办农场，大搞农副业生产。宁可自己勒紧腰带度难关，也要调运出大批商品粮，保证了首都及国家重点城市的粮食供应。人们在勒紧裤带的同时还接纳了大批来自关内的饥民。东北人的博大胸怀和豪爽性格使人们甚至国家领导人都甚为感动。

在六十年代中后期，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开始了“三线”建设。东北的国营大厂多数都接到了援建任务，对口建设相应的企业。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批装备、工程技术人员，一线技术工人纷纷搬迁南下，支援内地的“三线”建设，削弱了自己，建成了后来的“竞争对手”。经过三线建设，西南地区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攀枝花钢铁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二重型机械厂、东方锅炉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电机厂等一大批企业都成为国家的行业骨干企业。东北为我国内地，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开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哈军工、哈工大、富拉尔基重机学院、第一军医大学、哈尔滨航空工业学校等重点院校也陆续南迁，为南方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之时，我国经济建设急需的技术装备、石油制品、基础原材料等是通过对苏贸易获得的。而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之后，是东北承担了挑大梁的任务。东北的石油、煤炭、钢铁、木材、粮食等大宗农副产品、能源、原材料和机电产品的源源不断地调出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新中国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下，能够挺直腰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东北，这个共和国的长子功不可没。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还是以“大庆红旗”为代表的东北产业集群，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坚持“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坚持“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稳住了动荡的局面，保证了人们最低生活水平的需要。同时，接纳、安置了数百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1976年辽宁省总产值为全国第二位，黑龙江省为第六位，吉林省为第十六位。

总之，在那段动荡的岁月中，是东北在力挽狂澜，成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缺少了东北，后果不堪设想。

（四）艰难转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人们深刻反思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我国经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为了缓解体制转换中两种体制运行的碰撞和动荡，国家采取了双轨制的策略开始了渐进式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在价格改革中，是稳住计划内产品品种和数量的价格，放开计划外品种和数量的价格。在企业改革中，是稳住体制内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放开中小型企业和体制外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区域政策上则是稳住内地，放开沿海，让沿海实行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发展战略以快速增长等等。双轨制，是中国改革的特色，也是中国改革的优势所在。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改革之路。苏联、东欧地区国家在体制转型改革中出现的经济动荡和社会剧变令世人怵目惊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我国体制转型的平稳过渡，成果辉煌，举世公认。我国实现了小康目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的改革其实也是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尤其是东北。在稳住一头，不生乱，不生变，维护大局稳定中，东北功不可没。

就拿黑龙江省来说，一直以大局为重，响应号召，努力维持经济全局的稳定。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在哈尔滨对苏联东欧的经贸洽谈会上，黑龙江省的企业因地缘优势及信誉度高，拿到了大量订单，而南方各省则寥寥无几。这本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但南方各省却颇有微词。黑龙江省省长得知后，下令省属企业让出部分订单给南方各省。

八十年代末，在价格闯关、物价飞涨之时，黑龙江省实施了“383工程”，严控383种计划内的重要产品价格。使外地企业获利颇丰，而本省企业则承受了巨大的损失。甚至一些外地客户单位的采购员在旅馆房间里就坐地起价，转让订单，牟取暴利。

为了稳住全国经济形势，国家从黑龙江调运了大量的粮食、煤炭、石油、木材入关，支持了内地经济的发展。而黑龙江不仅未获利，还要承担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的后果。同时，在大宗货物调运的压力下，由于山海关的通过能力有限，“发货不过山海关”，成了东北企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东北企业的大宗产品要想占领关内市场，仅运输问题就难上加难。而南方商品抢占东北市场则毫无运输障碍。一时喝珠江水（健力宝），吃广东粮（粤式糕点）成了东北人的趣谈。

在国家提出搞好大中型企业时，把一批经营困难的企业如煤矿、军工、机械等下放给地方共管。地方政府尽管因条块分割的计划管理体制而财力有限，仍顾全大局，积极协调各有关方面，努力为大中型企业、为央企排忧解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在军工企业最困难之时，各级政府支持军工企业转型生产民品。省、市政府将哈飞汽车列为部、省、市“一号工程”，书记、省长、市长亲自协调，使一批军工企业成功转型度过难关。但相应的代价是拮据的地方财力难以满足大中型企业的转型需要，更无余力支持地方企业及民营经济发展，耽误了区域经济整体的转型进度。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后来感慨地说：“黑龙江省的经济，神仙来了也搞不好啊。”

九十年代，时任黑龙江省主要负责人认识到国企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提出“开辟经济发展第二战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用打造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来支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过多年的努力，民营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黑龙江省的民营企业家，有两人进入了中国富豪榜十强之列。东北在为“稳住一头”而不懈努力之时，南方沿海在“放开一片”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经济效益大幅提升，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在南方条件优惠的招商引资、高薪挖人的攻势下，黑龙江的民营企业总部陆续南迁，大中型企业的技术人才、高管人员也陆续南下。“孔雀东南飞”，人才、资金的外流逐渐成为常态。东北的经济，仍然在困境中前行。

经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改革，我国初步完成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东北为了全局的稳定，付出了资源、环境、装备、人才、职工福利、资本积累等多方面的代价。东北经济逐渐失去了“活力”，颓然老矣。东北是“老工业基地”已成为现代人们的共识。2000年，辽宁省的地区生产总值跌至全国第七位，黑龙江省为第十三位，吉林省为第十九位。长春、哈尔滨、沈阳三城市的生产总值1978年分列全国城市排名的第五、六、七位（广州第八、大连第九、鞍山第十四）。2000年，沈阳已降至第十五位，哈尔滨为第十九位，长春则已二十开外。

东北为我国经济转型做出了贡献，为经济转型付出了代价，在经济转型中持续发展，在经济转型中艰难前行。然而，这一趋势仍在继续。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WTO），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外资在大举进入，全球市场在逐步形成，东北在竞争中逐渐落伍。2016年，辽宁省的地区生产总值降至全国第十二名，而黑龙江省则降至第二十一名，吉林省降至第二十二名。城市指标则是沈阳第十九位，哈尔滨第二十七位、长春第三十位。人均GDP辽宁省由1978年的全国第四位降至2017年的第十四位，黑龙江省由第五位降至第二十九位，吉林省由第八位降至第十二位。“东北现象”已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二、历史的成因

（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东北经济的持续低迷，是有其深层次的内在原因的。许多人在说，东北经济相对衰退，是因为投资环境差，风气不正，行政干预过多，办事效率低下，诚信度缺失，吏治不力等等。这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影响了东北经济的发展，应当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但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表象，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否则就无法解释在烽火连天的动荡岁月，东北经济为何能逆势崛起。一般来说，普遍存在的问题，要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经常出现的问题，要从经济规律上找原因。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有些趋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东北经济的数十年长期持续相对下滑，必然有其内在的根据。笔者认为这主要是：

1、科技进步，导致资源产业的相对衰退。东北的经济是以资源为基础的。得天独厚的土地资源、煤铁资源、石油资源、林木资源等等是东北经济崛起的根本所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的资源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由此使资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趋下降，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导致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产业布局的重构。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形成，大大挤压了东北经济的发展空间。辽宁的铁矿石储量全国第一，但巴西、澳大利亚优质铁矿石的大量进口，使得鞍钢的竞争优势荡然无存。同样中东、非洲、俄罗斯的石油大量涌入，使得掌控全局的大庆油田只剩区域性的影响力（当年经济形势困难时，大庆油田一家的利润竟超过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和）。北煤南运是我国经济的基本格局，但海外煤炭的大量进口，加上山西、内蒙煤炭工业的崛起，尤其是大秦铁路重轨运煤专线的开通，使得秦皇岛成为世界第一大运煤码头，阻断了东北煤炭的入关之路。而美国的小麦、大豆，东南亚的稻米等农副产品大量进口，则大大挤占了东北农业的生存空间……东北经济往昔的辉煌已成历史，时过境迁，盛况难再。

3、供求关系的变化，使得东北经济的重要性下降。在物资短缺的年代，东北的资源产业、装备制造业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现在供求关系逆转，供大于求，许多行业已进入去产能阶段，东北的老旧装备自然成为淘汰的首选。

4、资源的超强度开发，致使丰富的资源过早枯竭。大庆油田的生产早已由油井自喷变为注水加压抽油，产出原油含水率高达90%以上，产量锐减，水电耗量巨大，成本高启。尤其 是近些年来原油价格的跳水，更使油田处境雪上加霜。林区早已采伐过度，破坏了环境，不得不停采，进入“天保工程”。煤炭行业处境更差。五十年代拥有抚顺、阜新两大亚洲最大露天煤矿的辽宁省，产量曾占全国之半。后来黑龙江煤炭产量超越辽宁。由于超强度的开采，矿井过早报废，不光生产设施被废弃，所在地的配套及商服企业，生活区居民也同时断了生路。“上马金，下马银”，善后处理，后遗症巨大。

5、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严重，拖累了经济的发展。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度加快。随着劳动力人口比重的日益下降，社保支出成为各级财政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东北地区由于社会组织程度高，执行力强，计划生育政策落实得好，老龄化情况更为突出。东北是我国工业大面积开发最早的地区，公有制职工（包括国营农场的职工）比重最高，享受社保的人数也最多。当年涌入东北参加大开发的年轻人都已退休，社保开支数额巨大，已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2016年，全国有七个省区当年社保开支入不敷出，东三省均在其列。其中，黑龙江省已成为全国唯一一个社保基金累计结余为负数的省份。这是一笔不得不偿还的历史欠账。当然，其他省区若干年后也将步东北的后尘，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二）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滞后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由于经济的运行从行政管理转为市场调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南方各省放开搞活，逐步走向市场化的同时，东北的主体经济却仍处于计划管控之中，在为稳住一头做贡献。运行机制转变的滞后，使东北不但承担了大量的改革成本，还影响了经济发展的活力，错失发展良机。

从运行方式来看，是价格管控。在物资短缺，市场供不应求之时，东北的大量物资和产品平价调出，使得企业无法得到合理的回报。阻碍了资本的积累与企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之路。

从企业层面来看是企业办社会，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职能。多数东北的国营大中型企业，都承办了从幼儿园到子弟校、从医疗卫生到房产后勤安保等全套的社会系统，致使企业成本高启，竞争乏力。

从投资主体来看，是出资人不到位，致使企业资本金严重不足。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改造只能使用银行贷款，使得企业债台高企。那时，东北的国企资产负债率高达70%以上，企业无力承担巨额利息负担，元气大伤。在民营企业的灵活机制，和外资企业的高技术装备的夹击下，东北的国企不搞技术改造是等死，搞技术改造是找死，处于两难境地。东北企业工业装备老化严重，而政府财政也无力支持，处境尴尬。九十年代末，辽宁一户企业申报上市时，证监会的审核人员惊奇地发现张作霖时代的装备竟然还在使用。这大概也是九十年代国家大搞下岗分流、大面积推进国企改革的原因之一吧。

从管理体制上看，是条块分割严重，使得东北的优势企业难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如黑龙江省的13个地市，就有四个煤城、两个林区、一个油城归中央部委管理，占地市总数的一半。而69个县市中有52个有国营农场、林场等中直单位的交叉。全省国税收入的80%由央企提供，地方政府无力对区域经济进行相应的整合、调控。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割裂了区域经济的内在联系，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同时大庆油田、辽河油田、鞍钢等盈利大户的收益归中央，并未惠及地方，带动起相应的“吃、配、服务”产业群。

从财政体制看，广东等沿海省份实行财政包干试点后，增加的收入都是自己的。有了自主财力，可以放水养鱼，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而东北各省则延续老体制，负担沉重。在整个八、九十年代，东北的赋税水平都远高于东部沿海地区，1988年，上缴中央财政赋税最多的十个大户中，东北就占四户。分别是沈阳、大连（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均为计划单列市）、大庆油田、鞍钢（第一批计划单列企业集团）。那时，辽宁整体对中央财政的贡献远高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一。黑龙江对中央财政的贡献远高于广东。东北地方财政拮据的后果，是无力支持产业升级改造，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

总之，东北经济运行机制转换滞后，不光影响了东北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使企业大伤元气，伤害了基础产业。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宝贵的发展机遇。使得附加值相对较高的轻纺工业、耐用消费品工业、新兴的电子工业、以至于后来的信息产业等等，多数都与东北无缘。在供不应求的改革开放初期，南方各省正是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培育了各自的经济增长点，迅速占领市场，形成了相对的竞争优势。在后续的市场竞争中得以顺利地发展壮大。而东北的骨干企业却大多还是五、六十年代的那些老企业。在传统产业逐步衰退之时，缺少后续产业的接替补位，使东北经济陷入日益艰难的境地。在经济体制转型基本完成以后的市场化运行中，东北经济的低迷渐成常态。

（三）经济政策的影响

经济政策是造成东北现象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

一是区域政策，国家放开沿海，稳住内地。沿海各省从各项自主权的扩大，到财税政策的全面倾斜，形成政策洼地，吸引了各地（包括东北）的资金、人才、项目向此汇聚。

二是产业政策，向高新技术产业倾斜。

三是企业政策，向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倾斜。尤其是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非议。

东北的骨干企业、基础产业多为传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因此很难享受到上述政策优惠。国家对东北的产业定位是完整的基础原材料基地，和大农业的发展方向。使东北企业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不得不处于下风。例如鞍钢上缴利税是行业第一，是首钢的6.5倍。但企业留利却在冶金部排名第七，只有3000万元，不及首钢的零头。那时流动资金已降至最低线以下，甚至连买煤钱也要职工集资，更无力改造，技术更新。而首钢却利税全退，大兴土木，风光无限。最终结果，首钢终因污染环境而不得不搬迁，损失惨重。而鞍钢一直在困境中艰难前行。至于世贸入关后，外资企业的进入，企业界人士称是引进一个（外资企业），挤垮一片。外资企业由于有资金及技术优势，以及超国民待遇的政策优势，东北企业难以与其抗衡。

尽管在后来的改革中，中央对各地给予了不同的政策关照，诸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等，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相对来说，对东北的支持力度最小，效果也不尽人意。有人统计，2011年—2016年，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补贴占比（指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额减去地方对中央的上缴额后净补贴值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是：华东26.01%，华北21.8%，华南20.34%，东北—20.73%，华中—32.15%，西南—43.92%，西北—57.46%。即沿海的华北、华东、华南三地区为财政上缴地区，东北及中西部四地区均为财政补贴地区，东北地区的补贴力度最低。需要指出的是，华北地区只有北京、天津是财政上缴市，其余各省区均为补贴户。且2016年，天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曾列全国第一）也进入了财政补贴的行列。而北京主要靠的是总部经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等等金融机构及各大央企总部均在北京，统一纳税，这实际是各地财富的转移。就财政补贴的总额来看，六年来东北地区共获补贴额1.08万亿元，为各地区之末，还不及河北（历年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均在十强之列，辽宁2016年已降至第十四名）一省的1.3万亿元补贴额多。

总之，各项政策倾斜的结果，加速了沿海及内地经济的发展，而东北却基本被排除在外。同时，随着人口流动政策限制的放宽，东北的人才、劳动力、资金、项目的外流也随之加速。东北失血在加速，东北的衰退也在加速。

（四）区位环境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的区位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苏联成为我国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由于当年苏联经济实力强盛，两国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而东北又有相对的地缘优势和较好的工业基础及人文环境，是对苏联东欧物资交流的主渠道，区位优势明显，时称“背靠沙发好生活”。这也是当年东北经济走向辉煌的内在依据。

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经济的发展与苏联的解体，我国对外经贸合作的重点转向西方。同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持续低迷，2016年经济总量仅相当于一个广东省。且经济中心远在欧洲，远东地区人口大量西迁，成千上万乡村和小城镇搬迁得空无一人，对我国经济的辐射力大幅下降，致使东北与内地的区位优势逆转。

随着现代海运业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启，东部沿海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沿。目前世界十大港口中，我国已占七席。上海港、宁波港跻身世界三甲之列。宁波北仑港成为我国最大的铁矿石码头和集散地。舟山港成为我国最大的原油储备库……以此为依托，宝钢、镇海炼化等一批重化产业集群在沿海崛起，全面碾压东北的重化工业（目前我国原油需求70%靠进口，铁矿石需求90%靠进口，大部分靠的是海运，由此决定了沿海实力远超东北）。西部大开发后，陇海兰新铁路线与国际接通，取代了东北的传统地位。从连云港到霍尔果斯的大动脉，成为我国与欧亚大陆经济交流的陆路主渠道，带动了沿海及中西部沿途地区的经济发展。内地与欧亚经济体的经贸往来不再绕道东北，东北地区被逐步边缘化了。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为西南地区企业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为此，西北、西南地区的经济腹地都大为拓展，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由此，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垫底，也就可以理解了。目前，我国对俄贸易的第一大省黑龙江，对俄贸易占全国的比重已由2013年的25%降至2017年的13%。

东北由对外（前苏联东欧地区）经贸的前沿跌落，转变成对内经济活动的末梢，区位优势尽失。尤其是黑龙江省，表现为最。对内地而言，黑龙江最远，因而运输成本最高，效益最低，国家和民间都无积极性。国家收购商品粮，资源产业产品，同样品种的价格，历来都是吉林高于黑龙江（2017年已停止保护价收购）。当前供给侧改革的去产能，黑龙江省也首当其冲。这就是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标的民营企业“投资不过山海关”的主要原因，也是近些年来黑龙江经济顺位快速下滑的重要原因。

（五）自身原因

从东北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自身原因造成的失误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发展战略；无论是宏观把握，还是微观处置；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无论是管理体制，还是运行机制；无论是社会风气，还是办事效率，确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这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警惕。

总之，东北经济的相对衰退落伍，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其历史的成因，应当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一番理性的分析与思考。其中，有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有些是人为因素，有些是外部因素，有些是内部因素。只有客观地认清问题所在，才能找到相应的对策和出路。借用普京先生的一句话，略改一下就是：谁要是不为东北经济的衰退而惋惜，谁就是没良心！谁要是想恢复东北往昔的经济地位，谁就是没头脑！